撰文／黄克先｜圣灵月刊291期-2001.12｜主题／信仰与生物科技
生物社会的来临
自从1953年以来，华森与克立克（James Watson and Francis Crick）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奥秘后，新的生物科技已挥别旧生物技术，加以70年代期间DNA重组技术发生重大突破，80年代研究成果结合跨国企业，创造出惊人的商业利益，以致生物科技摇身一变，成为一“未来的”明星科技，不但是知识经济下美好远景的一块重要拼图，可以提供医学、农业等领域大跃进式的突进，更被赋予提升生活福祉及健康的神圣光环，指引人性问题的一条新方向。生物科技似已无庸置疑地与现代化、经济繁荣划上等号，也因此成为了国际间各国政府竞逐较劲科技大饼的重要场域。
生技在台湾──研究风潮漫烧，成为投资主力
而在台湾的生科起步也不算晚，早在70年代末期，政府宣示欲营造台湾成为科技岛之际，既投入相当的经费与政策规划于重点科技产业，而生物科技既为当中的佼佼者，在1982年的“科学技术发展方案”中列名八大重点科技之一。行政院更于1984年设立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用以为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中介。而后每逢政府宣示未来产业发展之际，生物科技在名单上总不缺席，例如在1986年策略性工业产品推动项目、1990年推动十大新兴工业的八大关键技术以及1999年的十大新兴工业等，皆可看出政府对它的重视。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是依1995年订定的“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所成立的生物技术产业指导小组，以及次年依亚太制造中心计划成立的经济部生物技术与制药工业发展指导小组，实际推动与辅导下，已有展现出具体成果。中研院也在院长李远哲与多位知名院士的倡议下，已于近期成立基因体中心，以集结国内外研究人才与资源，而预料这股风潮也将自政府、学界漫烧到股市，承接电子产业热而成为带动投资的主力。
荣景背后的风险
基因研究挟带的高度不确定性
但伴随着“生物社会”荣景（bio-society）的神话迷思而来的科学风险冲击，事实上远比过去传统工业时代高的多。举凡基因组定序、基因剪接、细胞融合、拷贝技术、基因改造有机体释放到自然界等，无论在研究或应用上，皆面临了科学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科学解决了问题，也制造了问题
但回顾欧美以至台湾的生物科技政策与产业发展史，皆发现在形成研究决策或实际应用的投资中，背后的最主要推手事实上却是政治、经济力量，见缝插针地钻营利之所在，并结合了科学专业的研究，形塑了一套生物科技的权威论述体系，并创造出许多与之配合的法律、政治与经济机制，确立了资本积累、人力资源的充足以及交易原则，从而可顺利地营造出了庞大的经济利益空间。在此种由专家系统、资本家与科技官僚形成的学产官铁三角中，专断地根据其所重视的利益进行少数菁英式的决策，拒绝了来自门外汉的社会沟通，只根据提高生产力之利益考量来决定科学政策。然而由于科学理性本身的限制，导致自走出实险室后的实际应用窘态百出，引起广大民众的担忧，加以专业论述间相互争议性高，更加深了社会上对科学声称的风险范与责任的保证，产生了信任危机。诚如风险社会学大师贝克（Ulrich Beck）所言：“科学已成为真理和问题的产品与生产者，它同时解决了问题也制造了问题。”
宗教团体能扮演的角色与问题
开放式的风险政治建构
但情况自80年代以后就有所改变，生态主义的抬头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出现，挑战了以往宰不可破的科学论述霸权，并跟原先科学社区中的非主流科学结合，发展出另一套同样具有着数据与实验的科学论述对抗（抗议运动的科学化）。因此在这个异质性诠释充斥的时代中，原本真理守护者的科学被去神化，造成了反身性科学（reflexive science）的形成，促使科学家们肯承认科学承载了一定的价值脉胳，因此科学和公众有关，风险是被建构的，科学家必须抛开狭隘的科学因果证明，通过与社会实践的开放关系进行，即科学理论与社会理性共同竞争，发展一个Beck所称的开放式的风险政治建构，笔者认为这样的过程，提供了宗教界社会参与的极佳切入点，原因有以下几点：
宗教界社会参与的切入点
一、 宗教之于风险意识的建构
人们往往是依据个人的价值观与生活经验，而宗教与文化无疑地是形塑过程中的重要机制，而前者更特出的一点是，经由长期宗教仪式或宗教教育等机制，能深深凝聚集体的信念，形成集成度极高的社会组织。
二、 不同于资本主义逻辑的观察
宗教团体由于具有教义上的坚持、伦理上的规范、超世与利他的关怀（尤其是基督宗教），因此可提出一套不同于资本主义（1990年代后号称历史终结点，笼罩世界的主流意识型态）功利观的论述，以供社会大众作另一番的省思，了解除了“经济效率”、“国家前途”外，还得加入“社会公义”、“伦理关怀”等观察点，才能使公众议题的讨论更加完满，同时亦能有助于科学社区本身能反省科技，走出实验室与社会大众，好好冷静思考“人类社会该走到哪？”的问题。
三、 就影响政策决定的效果而言
就影响行政部门与立法机关的政策决定的效果而言，宗教团体拥有严密的组织、充足的人力与物力可作社会动员，以此作为民主代议政治社会中实践政治的公民团体，是较一般社运团体更有优势的。
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再思
以坚定的信仰，面对社会议题
行文至此，或许有人会说：“政治混浊不堪，基督徒乃属天的子民，何不像耶稣所说的：“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神”呢？面对此问，首先必须厘清耶稣此话的含意，仅限于谈到纳税是应尽的义务。若要将之引伸为政教关系的解释上，则应说：“我是地上国的公民，所以必须关怀我国的政策；同时，我也是神国的子民，所以也必关怀神国的政策（教会决策）。”另外，政治作为管理众人之事，乃是人类借以维持秩序以生存下去的必须机制，此机制之所以可能产生出善恶，端视持此器者心之所向，而非机制本身使然。基督教是个入世的宗教，你我过着在世而不属于世的生活，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宣扬福音的大能，然而这绝非只是在教会内喊喊口号，信众前大发热心罢了。披戴耶稣后，心意理应跟着更新而变化，效法耶稣，不仅在教会中的聚会读经祷告，高喊着属灵、灵修、圣洁，更要在行诸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这也包括了面对社会议题时的立场，亦应出自信仰的坚持来讨论。
去除恶制为治本之道
就实践的效果而言，由于在世种种的苦难、不公，时常是源自于历史情境或是社会政治层面的因素，并非偶然形成，因此你我欲实践基督的仁爱公义，不仅仅从事直接提供物质的社会救助，这往往只解决少数人短暂的眼前问题。然而，恶制犹存的前提下，将持续把人拉入贫穷、不公义的苦境中。因此，进一步探入政治政策面，以去除结构性之恶是必须也是治本之道。再说人并非完全的神（），由人所作的决策或设计的制度难免有瑕态，因此人民理应可针对政府的缺失提出建议或批评，以臻完善，这在民主国家中，是人民普遍被赋予的权利。
后解严时代宗教的积极角色
就时势而言，台湾自从解严以来，政教关系自以往以政领教，渐渐转变为政教互为主体，宗教不再是政府的传声筒或是政策被动的运行者。在迈向理想民主化的公民社会过程中，宗教团体时常各依其信仰的关怀，对政府决策表达意见，透过公众间理性讨论充分沟通，实际参与政策运作讨论，为“愿您的国降临”努力，例如天主教在代母案、长老教会在离岛设立赌场一案等。处在迈入二十一世纪的场景下，日益走向民主常轨化的台湾社会中，倘若本会亦能在某些议题上，以信仰教导出发，本着期盼更符合圣经所推崇价值的环境，实际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相信亦回应了二千年前来自登山宝训中耶稣的呼召：“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有了以上认识之后，我们再进一步省思，做为一个宗教团体，在对社会议题表示意见时，所应采取的方式与应注意的事项：
表达意见诉求时的两种方式
对政府表达意见诉求的方式，粗略地可分为两派：一是唯爱主义的温和派，以和平方法表达对政府的非议；其二是加尔文主义的强硬派，以暴力行动为最后的选择。而从圣经的大精神来看，唯爱主义的温和手段，是较不具争议性的。毕竟自旧约圣经看到新约，我们所看到的是即便面对极权政府逼迫时，他们也未采取暴力反抗的手段（；、十六19-24）。耶稣虽主张愿神国降临、神旨行在地上，但却非以暴力方式达成（）。从周遭环境看来，今日台湾社会业已有体系内提出诉求、发表意见的机制，与往日戒严时期、70年代拉丁美洲、第三世界的处境大不相同，更无理由藉革命、暴力手段达成目标，因此理应顺从人的制度（）。根据上述原则性的论述，笔者大略地将宗教团体在针对生物科技政策作意见表达的可能方式，陈述如下：
多方讨论，发展教会立场
首先，现今的社会议题多半涉及层面甚广、专业性程度高，尤其是生物科技技术复杂。因此，要回应此对一般人十分陌生的议题前，教会理应广纳佳言，邀集会内的各方专家学者、传道长执共同研讨商议，探究如何自信仰的观点出发，适切地发展出本会对此议题的立场，之后可借由日常聚会的机会，由传道者依圣经及讨论结果向教会信徒解释教会立场，或借由文字、影音等教会媒体向会友传达消息，也能用举办会内研讨会、在学灵会中开课等方式，不但教育大家以信仰的眼光面对社会议题，也凝聚更多具有宗教关怀的舆论民意，为日后可能的淑世行动作准备。（此句似不完整）同时，也要评估教会是否应该介入此议题的公众讨论。答案若是肯定的，则应拟定一套虽自信仰出发，然而一般大众仍能接受的论述，借由主流平面或电子媒体公诸社会，或参与民代或政府官员举办的公听会、记者会，以让社会大众了解宗教界的关怀点。倘若议题已进入立法进程，则应评估是否应采取游说行动，或借由教会内发起的连署（亦可号召理念相同的非信者加入）展现民意，以推动良法通过、恶法再修。在此运动期间，若有理念接近的社运或其他宗教团体，应考虑是否能结盟、串联，以增加影响力。
以上仅简要叙述方式，至于实践运动的策略细节暂且搁置不论。然而，过程中仍有许多应加以注意之处：
实践过程中当注意之处
一、言论行动皆出自于信仰、不忘传福音的终极使命
宗教团体绝非一般社会团体，更不是政治团体，因此在参与社会议题时实需小心谨慎，斟酌再三。时时自觉言论、行动藉出自于信仰，主体性不被其他意识型态、政党或财团所侵犯、玷污；也不可因着过度热中社会议题的参与，而本末倒置地以影响政治为己任，却遗忘了当初因信仰而生发的理念，以及主升天前交待“往普天下传福音”的终极使命。教会仍当关注于救人灵魂的神圣使命，以天上的事为念，同时在地关怀周遭的邻舍与弟兄中最小的一个（）。
二、 听取专家建议并尊重各方意见
长期以来，宗教界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都有“爱心（或热情）有余，智能不足”的弊病，常据自己的信仰为真理，当宝剑恣意挥砍其他意见，殊不知应尊重各方意见，并应运用各样的智能一同来思考（），而非仅拿圣经条文当作万能工具书来回答一切。例如在面对拷贝人的争议时，我们应先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从生物学、医学、法学、社会学各种学问出发来掌握它，各有那些利弊得失，充分搜集信息后，自信仰上的关怀出发，找寻圣经上的精神与教训，以新眼光看此议题。最后，再整理出可说服一般人的论据，诉诸公众讨论场域或政治运作。听取专家建议并尊重各方意见是教会参与社会议题讨论时的必要态度，否则恐沦为泛道德的考量而为社会轻视，且被粘贴反科学、反智的标签，不但会使教会影响社会的效果打了折扣，更可能使原先的美意变质为中世纪宗教迫害科学研究的现代版。
三、 掌握局势，灵巧表达己见
在社会议题的公众讨论或政策制定过程中，各团体间的交互不但诡谲复杂，而且利益纠葛，身处其间的宗教团体实需驯良如鸽、灵巧如蛇，一方面以温和但有效的方式表达己见，另一方面，则需认清政经局势与社会气氛，准确掌握政府各单位（包括行政、立法体系间）、政党、民间团体等，彼此间的关系、背景与自身考量，这不但使自身主张的推动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也能避免招惹不必要的误会与麻烦。
四、 掌握媒体生态，完整表达立场
大众媒体的掌握在此犹需一提。自从解除报禁与开放电视频道以来，各种电子媒体、报章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暴增，虽然使各地信息流通更加快捷便利，但也因竞争激烈而造就了嗜血的本性，以致往往只有耸动、怵目惊心的画面与言论才能登上台面，专业客观的讨论若非被剪的七零八落，即被弃置冷落。因此，如何在这样的媒体生态中，能掌握住无冕王的目光，却又能准确完整地表达我们的立场，并思索某些信仰的坚持与宗教语言，当如何转化为面对未信大众的适当言论，近日某外教会引起关于哈利波特的喧然大波，一定程度上亦突显此问题的严重性。值得在思索教会立场与参与议题的方式之余，教会决策者除了仍应详加思考与斟酌。
宗教团体参与生物科技政策的实例
为什么是“天主教”！？
以下仅以代理孕母合法化过程间，天主教的政治参与一事来作讨论的实例。在此笔者必须先加以说明为何挑选天主教作为例子。即使身为（狭义的）基督徒的你我，并不认同天主教许多教义上的诠释与作法，但这绝不影响我们以天主教作为吾人思考生物社会中该扮演角色的出发点。一方面，天主教不论在生命伦理上反省的深度，以及投注的时间、人力物力，皆为台湾基督宗教界（甚至是全宗教界）中首屈一指，足为借镜；再者，其论述的出发点多半来自于基督徒（甚至是普遍公民）肯认的价值──人权、社会正义等，而非是具争议性的教义圣理。在国内许多具争议性的社会议题中（如反对赌场设立、劳工问题、反核等），我们也不乏看到一些宗教团体在动员运动上，共同合作结盟，只因对公义又有爱心的基督徒社会理想一致，而暂且置敏感的教义争议于一旁。以下即简述代理孕母技术自80年代出现、90年代中期后出现为政策争论议题，以及在1999年后天主教的介入过程，以作为思考将来更多涉及层面更广的生物科技议题的开始，并愿宗教团体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代母合法化”问题首次浮上台面
随着台湾的人工生殖技术日益成熟，至80年代中期国内地下孕母的传言甚嚣尘上，因此主管单位卫生署紧急研商对策，于1986年7月时公告实施人工生殖技术伦常指导纲领，原则上禁止代理性质的孕母行为，以后不论是研拟相关草案（1988,1992）、公布行政命令（1994），或因欲制定更高位阶的人工协助生殖法草案法，而召开的人工生殖技术咨询委员会（1996）都明文或决议禁止代理孕母行为，原因不外是代理孕母涉及人民权利义务过多，且部分涉及现行法律。虽因1996年首次有不孕妇女现身讨论会与记者会，为代理孕母的合法化请命，以及媒体透过戏剧与文字对不孕妇女心路历程的细腻描写，使一般大众对她们多投以渴望生儿育女的同理心。这使得在1997年，由大法官戴东雄主拟的人工协助生殖法草案中，首次将代理孕母问题两案并陈讨论，一案禁止，另一案则有条件放宽，这使代母合法化的问题首次浮上台面，但当时仍以禁止方案为优先考虑。
立法过程独断、粗糙
但到了1997年底，新任卫生署长詹启贤上台后，情况出现180度转变。一方面在接受立委质询时指出：卫生署倾向某种程度开放代母。另一方面积极研拟代母合法化的草案。时至1999年3月4日卫生署完成人工生殖法草案审查，决定向行政院提报代母合法化，以当时在全球尚未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代母成文法的情况下，此法一旦通过，即是世界首创。然而，表面上虽然使不孕妇女长期血泪运动终得报偿，也满足了医界人士的期望，但政策宣布后却所引发的更多争议，意味着代理孕母政策本身，蕴含相当复杂的意义和权力关系。客观上看来，代理孕母技术在法律上造成的种种困难尚未厘清，再者面临伦理争议如此大、攸关妇女权益的法案，相关单位研拟过程却十分独断、粗糙，从未征询过伦理学家、宗教界人士或是妇女团体的意见，虽有半医半法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但却仅能针对技术层面的缺失谏言，而面对代母合法化后可能衍生种种复杂伦理、社会正义、女权问题，卫生署却视而不见，宛如有法万事足矣。另一方面，由政策的大转弯可看出，此政策制订并非由下凝聚民意而上达官员，而是与医界关系密切的新任署长上台后，施政理念向下贯彻，无怪乎提报合法化草案的消息一曝光，霎时间社会舆论大作，各界挞伐之声不绝于耳，这当中当然也包括一向对重视生命价值与关心伦理议题的宗教界。
天主教界以“积极”的方式表达信仰观点
在整个代理孕母合法化的争议中，表现最为积极的要属天主教界。这当然一方面是天主教会长期来对生殖科技保守的坚定立场使然，另一方面也因着台湾天主教界体认到，在解严后日渐迈入民主化常轨的社会中，宗教界应试着将他们的观点与外界分享。这观点虽是由于信仰而被发掘，但同时也是适用于社会的真理，并非仅是相信宗教的人才肯认的意见，而是基于人类普遍共同的某些信念、真理。因此，天主教界不再像过去堕胎合法化时，只是在教会内无力的呐喊，堆砌万卷的反对文字却无人看见，而决定抱持更开放的态度，采取更积极的方式。首先，由教育体系辅大神学院院长在中国时报发表社论，让宗教界意见第一次在此争议中于大众传媒中曝光。接下来应立委之邀参与立法院公听会，引起社会大众对宗教界意见的关切。之后又在立委陪同下拜访卫生署长，希望来自宗教界的顾虑能传入公部门的耳中，让伦理、社会正义等更深入的议题能被纳入法案中考量；而对立法部门，天主教也拟妥了一封陈请信，寄予每位立法诸公，盼望在草案审案时能三思后决；颇具声望的枢机主教单国玺亦在天主教背景的立委陪同下，拜会立法院长表达对代母案的关切。而在教会内，不但有辅大神学院发起的全省天主教界反对代母合法化的连署运动，亦有辅神生命伦理中心陆续推动相关活动，如为无辜死去的婴儿办的祈祷会、全国教师生命伦理研讨会等。
天主教出自于信仰的非宗教教条式论述观点
在此对天主教的论述观点略作简述。尽管最初仍自宗教信仰的价值信念出发，但因考量到对象是社会大众，所以在陈述时都尽可能避免以宗教教条式的方式，而采诉诸众人皆可同意的共识概念。首先，在社会上普遍接受胎教想法的今天，以另一母体代替血缘母亲九月怀胎，明显是割裂母职的行为，对也是人的胎儿未给予充分尊重，只顾及父母单方面的利益。其次，代母合法化后难保不会将此技术商业化，在资本主义市场逻辑运作下，势必出现富人因美态、危险性或时间等考量，即便自己有生育能力，也宁可去买他人子宫来代替怀胎（这个代母十之八九是只得靠出卖子宫的穷人），此情形不但使女性的子宫商业化，也产生了社会阶级上不平等的现象。最后，由于法令规订粗糙，造成只要想即可使用此技术，但并非每对夫妻面临的问题，代母皆是最佳的出路，例如因来自上一代子嗣继承观念，使妇女渴望一子而散尽家财只为求一子的情形下，或许他们真正需要的是社工人员的辅导，而非医疗技术的介入。因此天主教建议政府部门不应让代母合法化后即天真以为万事OK，理应辅导各大医院成立伦理咨询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妇产科医生、伦理学家、宗教界人士、家属、社工人员等），对每个个案作“case by case”的评估建议，以求每个不同情况下的家庭都能得到最妥善的安置。观诸天主教界以上的观点，不但力求与现在生物知识接轨，更引进社会学、女性主义及社会工作的理论，一方面论述站在专家的肩膀上，对社会大众的观感而言，不但未显以往宗教食古不化的刻板印象，也较被社会接纳省思；二方面也间接表达宗教对生命尊重的立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仍需向社会现况妥协（天主教亦接受在委员会评估后，认可采用代母技术的选项）。
向往在地如天的努力
在天主教界的努力以及诸多外力因素的影响下，在詹署长任内已对代母案不 再重提。及至2000年新旧政权更迭后，新任卫生署长李明亮到了10月所提出的人工生殖法草案，乃禁止代理孕母的运行。虽说此重大转折的原因颇为复杂，但宗教界在当中着力甚深，所起作用不可抹煞。纵观整个过程，宗教团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十分特殊，尤其在政府单位与专业团体（医界）利益一致而一意孤行，民间社运团体又因议题争议性大而莫衷一是之际，宗教界的发声不但为公众辩论加入一种出自超世关怀的观点，同时提供相关单位或专业团体在利益或技术考量外，一个伦理、社会公义的反思可能。
结论
二十世纪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在欧战爆发后，曾决意要自安全的美国返回故乡德国，即便是因纳粹威胁而面临殉道的危险，他仍从容地说：“假若现在我不与我的同胞一同分担当前的试炼，将来我便没资格与他们一同重建复原后德国的基督徒生活。”周遭的世界或许人欲横流，但已得救赎的你我在面对世上种种人为带来的苦难时，怎能自命清高地站在一旁仰望天堂，而枉顾地上结构性的腐化、罪恶，让我们成为福音的战士，为普天下灵魂得救奔跑之余，亦能以基督的心为心，使带有信心、认清真理的行为影响生活周遭，成为功利社会中的一股清流，并期盼阿摩司先知口中“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的美丽新世界到来。（去而）生物科技议题作为未来数十年间最重要的科技发展与产业主力，其随之而来的伦理与社会问题，正是宗教界关怀社会的使力点，我们毋需抱持着科技万恶论的先入为主，认定一切人为努力皆侵犯神的主权，但也需谨慎在改善生活之际，是否危害了神－人－自然间的种种关系。姑且不论结论如何，面对此未知的议题，教会仍需跨出认识的第一步，聚集教内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会商，确定立场后才能再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走。但愿我们能照圣经教导，按神旨意以各样的智能面对将要来临的争议。
参考书目
谢顺道，基督徒的社会关怀，台中：腓利门，1997
周联华，基督徒的参政原则；林慈信，中国民运的神学反省，《基督徒的社会观》，台北：新新生命，1989
蔡笃坚，代理孕母法规新探─由卫生署长之施政理念谈起，《应用伦理学通信》第7期，1997
杨珮玲，台湾代理孕母大事记，摘自联合报1997年9月13日。
张管青，旧制度与新科技：台湾生物技术政策，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
周桂田，高科技风险：科学与社会之多元与共识问题，《思与言》第38卷第3期，2000
基因科技风险全球化趋势，《科学月刊》第31卷第11期，2000
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台湾生物技术产业1997/1998年，台北，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