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文：蔡梅曦主讲‧修订 王惠姬整理｜圣灵月刊329期-2005.02｜主题／基督徒的工作观
壹、楔子
蔡传道针对2004年11月28日神学院神学教育人员研习会指定的主题，提出五大项，作为引言。
一、人类文明：
包括生存、自然生态、语言、宗教、神话传说与人文环境、天启与历史、各区域与阶段的文化传承，还有西方文化两主流──雅典（尚智、唯心与推理的人文学识）与耶路撒冷（代表希伯来神属灵的启示与精神文明）、本体论（探讨神的本质）、知识论（人类认知的特色、功用与局限性等）与终末论（末日世界、神的作为）等。
二、人类文化学习：
从欧洲七艺教育到现今文社理工农医各院系，多种语文译作、图书信息与分类法，可知人文科学信息之多元、广搏与专精分工。西方大学教育以神学做为知识的基础之一。
三、辞典：
我们进入图书馆，可见以百科全书式编目分类，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杜威十进位图书分类法等，区别宗教、文学、艺术等许多图书数据，其特色在通全纵横与定位次序，文字的内涵（定义）外延（引申）等。
四、神学院研究：
要兼顾保存学术与属灵的双重资产，它涉及建制规模、课程、师资、图书设备、研究出版，都与教会的生命永续与发展密切相关。神学学习大抵可分以下四方面:
1.《圣经》研究：如经卷文本历史与《圣经》神学、解经与诠释（二十世纪最发达）、旧约和犹太经典及新约的精通。研究内容包括字解、句构、历史背景、经文上下文、新旧约神学、注解诠释以及其他应当注意的事项。研究者以能够具有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现代语文，加上近东的亚述学、埃及学、考古学的知识为最理想的要求。
2.系统神学：此科探讨基督教的本质、源流及特性，尤其是有关教义、信条或系统思想的研究。当研讨基督教信仰、教义的来源、发展及应用时，人们注意自古至今的思想体系、学派、权威或神观、基督论、救恩、终末论、来世、天使、魔鬼灵界与圣徒的主题，不同时代的信仰昭告、教义问答、异端分裂与护教卫道，以及不同时期的教会运动等问题。
因其范围广泛，内容错综，系统神学较难全盘掌握。从思想史观点看，系统神学探讨历代的信念、理念，以及虔诚思想家、作家的神学省思。他们以哲学、神学与存在观的方法，来探讨神、世界和自我。
3.教会历史：探讨主流教会──天主教、东正教及新教各大教派，还有各种教会运动的本源、发展近况与展望。
4.实用神学：是教会宣道、牧养、服事上的培训养成与应用。它的范围很广泛，包括讲道学、崇拜、教会制度、按立、圣乐、教牧辅导、教学行政、对内宣道、对外差传，以及其他有关教育、文宣、媒体、事奉须知等。
为了教会全体的灵修、事奉的成长与运行，神学训练机构应专业化、重点、实际、有效率的课程教导与实习，认清教会的使命与动向，以属灵原则与神国要求，作专业规划与督导，而避免人治、外行领导内行的倾向。
五、圣经与学术活动：
《圣经》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信仰文献，与西方世界的文化思想、政社建制等，甚至文学活动的指导，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希腊文、拉丁文的教父著作（Patrology），到罗马教廷与拜占庭文化，从犹太教、基督教与回教之间的历史冲突，到横扫欧陆的宗教改革与美国独立宣言，还有二十世纪第三世界的解放神学，无不以《圣经》做为根本大典。
另一方面，《圣经》提供文学创作的主题思想，中世纪、文艺复兴及至现代西方世界的诗歌、小说、戏剧。如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脍炙人口的《神曲》（Divine Comedy）、乔塞的《坎特伯利故事》（Canterburys Tales）、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的戏剧、密尔顿（John Milton，1608-74）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等，以及法国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 Exupery，1900-44）于1943年在纽约问世，被翻译为40多种语文，多次再版的《小王子》（Little Prince），都有圣经为主导的人物故事或神学思想，直接间接展现于作品中，大放异彩。
近两百年来，欧美学术界运用文史哲的方法论，深入《圣经》文学体裁、古代以色列宗教社会生活、崇拜背景的分析，诠释学的人才辈出，有跨文化、跨学门的成就。如形式批判（form criticism）、历史批判（traditional-historical criticism）、编纂批判（redactional criticism）、社会与人类学批判（sociological/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等诠释学的方法，阐明《圣经》的训诂（考古出土、考据《新旧约圣经》的原文、抄本流传、版本歧异真伪）、词章（及探讨文体、语意学、修辞）、义理（历史、社会背景与神学思想），使得“《圣经》是文学作品”成为热门的学科研究。
贰、主题报告
研讨会上，为了介绍神学院教务处选用的艾柏林《神学百科全书式定位》（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年出版）一书，蔡提出现代瑞士神学家格哈德艾柏林（Gerhard Ebeling，1912-2001）的哲学思想体系。
艾柏林1912生于柏林，就读马尔堡大学神学系，后于柏林与苏黎士就读，1956年回苏黎世任教义史教授1962授释义学，1965年回德国突平根，三年后回瑞士任释义学与神学教授。他以圣经学者及神学史家，并具关怀现代的心灵，名闻于世，著作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道与信仰》，写于1950-1960年的十八篇论文集册。蔡之评介如下:
艾柏林结合布柏与海德格的思想精髓，以“我与你”的接触，当作人所以为人的先决条件：“谈到与我们接触的神，就是探讨祂的真实存在（reality），因为除了面对面交接，别无他法”。
艾柏林则认为“我你”关系明显表现于神与祂的道，是识别“我发现我自身是谁”的相对事件；当人间有一个可以表明隐藏神道的范畴时，神的话语就可以理解为神的道，但必须对人类有决定性的功用。神的道对我们存在的世界，提供一个明确指引。
我之所以为人，创建在“我与你”关系上。同时，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以“你”的身分，与我际遇；人因为现实世界与语言学上的表达，而能了解神的话语。
艾柏林并未清楚定义“我──你”主观性的际遇与“我──它”客观关系；况且“我──你”依存于社会学表达的语言，而非本体论的“另一个”哲学语言。尽管艾柏林明白“语言事件”的定义，使人无法丰富生动地表达神，或说神的描写用语不能经常一致，但其“语言事件”的现象学观点，有相当的一贯性。
免去传统形上学的色彩，人接触到道成肉身的耶稣及其教训时，可以除去抽象、形而上的“神性”空泛论述，而具体地识别神临在祂话语中的现实。艾柏林阐释救赎论时，追溯查尔斯顿的神秘论，称“在基督里，我们的爱、全部的给予。”他强调人若正视神如何成为人与对世人的作为，就不必问起祂如何这样做。“神道成肉身成为人，显明了神的人性。祂赐予世人的道，是人类语言本身。”
蔡传道说明《神学百科全书式定位》一书的重点：
（一）神学学门定位有其“不定性”、“多元性”的危机；（二）神学为包涵或链接哲学、历史、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学门；（三）神学是教派神学院，宗教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大学神学系所与宗教研究系所的专攻科目；（四）神学研究与神学教育的内涵、实务与问题，是包罗万象；（五）新旧约研究：两约之个别、传承、做为神与研究者的历史、语言，并且传承所用的专业术语；（六）其他：如宗教学、哲学、教会史、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教义学、伦理学的定义与神学相互关系。
蔡传道批评此书中文翻译浑浊、晦涩，未达到信雅达。原因是（一）语法不清楚，字序与主要子句、修饰词组或子句混杂，失去脉络叙述的实指。（二）用字遣词生硬，不能达到学术或日常用的准确、流畅。中译者受制于德文著作的语法，译文呈现全面性的非中文式思维表达，因此有必要重新改译或大幅度修文。（蔡传道事后指出这本书不再于2000-2001年后之《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全套系列中出现）。这些情形可做今后教材读本选择上的鉴戒。
参、近代神学思想重点评介
为了与在座的同工分享西方近代神学思想发展之一二拾掇，蔡梅曦传道分发了于1989-1999年代所写手稿的部份，提起以下数段重点：
一.由古典时期到宗教革命基督教历史中，神学如何自柏拉图《共和国》神祇及其创生衍化，亚里斯多德分出神学家与哲学家，罗马帝国琴海罗得岛的哲人帕乃伊丢斯（Panaetius）又分出“神学”为神话、自然的神学；哲学、宇宙论上的神学；政治上的神学，到教父俄利根首先将“神学”一词，正式应用到有关神方面的知识，成为中世纪的神学与“圣经”、“属神的知识”、“有关神的写作”等同义。
公元第四、五世纪，尼西亚（Nicea）至迦克敦（Charlcedon）的大公会议，先后确认三一神观，十二世纪兴起的巴黎、牛津、布拉格与海德堡等古老大学中，“神学”成为专门学系，延续至今。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以耶路撒冷代表的属灵敬虔，与希腊雅典为代表的尚智哲学，展开宗教、学术文化的热烈论辩与交流。
二.宗教改革期至十七、十八世纪之间杰出代表人物中，有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莱布尼兹（Leibniz，1646-1716）与彼尔贝勒（Pierre Bayle，1647-1706）等人，尤其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1536、1559）四大册，探讨（1）对于神是造物主的知识；（2）对于神是救赎主的知识；（3）信仰与救恩的教义；（4）教会与圣礼的教义，奠定十六世纪以来系统神学的结构，而且对法国改革宗及欧洲大陆的“正统教派”有相当大的影响。另外，十七、十八世纪，敬虔主义者倡导一种“心灵的”、“内心真诚”的宗教信仰，由《圣经》寻找个人得救的确切应许。
十八世纪西方文化思想代表人物，首先提到生于爱丁堡的休姆（David Hume，1711-76），他的经验主义，主张任何不能以经验检验的理念思维，要以怀疑的态度对应，然而，人不能证实神的存在与创造的形成，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着有《纯理性的批判》，阐述人对神或人的认知，只能在其意识察觉到有神或人，却无法深切认识其“存在”的本体。
人对神的知识，出自神对我们道德要求及伦常实用的昭示。他既限定人的“认知能力”，又提高“信仰”的内在价值。这种矛盾塑造传统基督教思想史上所不能接受的两个互相排斥的世界。至于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他认为真实存在表现于一个包罗万象的“绝对理念”（absolute idea）中，其本身包括逻辑思维所有对立统一的内在规律。
历史进展，是一种逻辑过程的自然表现。他认为康德的“纯理性”与“实用理性”，不过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理念”。世界上包括基督教会演变在内的事物，是“正、反、合关系”的辩证发展，其过程是连续前进、不断而发展为“真实”全貌。现实世界既是观念世界，又是心灵向外界（形而上）追求认识与回应（经验世界），达到认识论体系与“实存”的自我表现。
三.十九世纪自由派神学观的代表德国哲学家士马来赫（Schleiermacher，1768-1834）。他在所着的《论宗教》（On Religious Speech to Its Culture Dispensers）一书中，主张有限的人智无法体会“无限”无法存在，支离局限的经验，不能恰当解释神，神是构成知识的“最先存在”主题与一切根基。人对神，是一种“绝对有依存性的感觉”（feeling of dependence），是认识神的门径。他在《论基督教信仰》（The Christian Faith，1821）一书中，则探讨人对“神”存在的一种本能体会、人对自己“从何处来”、“落实”于世界的一种意识。人之所以有“自我”，是一种与神当下的“存在关系”。
四.二十世纪新正统神学家方面，蔡传道提出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为重要代表人物。这位瑞士籍神学教授，着有《罗马书评论》与《教会系统神学》（Church Dogmatics1923-1962）14巨册等。他的主要神学论点，是“耶稣基督是主”──神在基督事迹、道成肉身与救赎，是基督教的真理与研究的本原。
他宣称“神本身的存在与其显现是超乎人的想像，是一种似乎矛盾而存在的可能性（paradox），祂这种作为不能以理智解释。神在肉身显现的‘基督事件’（Christ-event），目击的使徒所做权威见证，其正确性是可采信的。教会对神的启示担负一个历史诠释者的重要角色，但它应以神的启示而非以传统为最后权威。
世人因基督所显明的义而得到拯救。向世人声明基督的救恩，就是忠实于初代教会，或者宗教改革运动本身所宣扬的信息。巴特的《教会教义》一书中，认为理性应根植于信仰与启示上。人是借着信仰，对这“永恒的真实”有所反应。他将神自显的存在、“我”（人）与“你”（神）的关系，诠释在“耶稣基督是主”的信念上。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三一神的本质，毕竟都存在人不能全然以语言和理智分析的“启示”事件中。
五.二十世纪自由派神学家中，蔡传道另外提出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1813-1976）与德国海德格（Matin Heidegger，1889-1976）两人。祁克果思想学说与现象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语言学关系密切。他认为基督教应表达人生活行为的方式，追求回归到初代传统教会的“有动力视野”。
他鄙视人为制度的产物，以有理性有效力的信仰表达模式，来处理基督徒的实际生活问题。因此他鞭笞的对象，是落得死板硬化的宗教仪式。宗教不是誓守人为的绝对信仰，而是人整个身心生活的“至终关切”问题。神与人的关系，是从神所引发与人本身牵涉的“存在问题”。
海德格与祁克果一样，相信人应彻底理解且追求包括信仰与人生的现实。“我”是谁的问题，是一个心本体论、人生哲学的新转捩点。他认为对于“我”不应是品类或因素分析。柏拉图式的形上思想，左右西方哲学、神学体系已有2500年，人们常想超越它，甚至想抛弃所有唯心的形上学诸多理论。
西方思想史受柏拉图的影响，误解“实存的本体”（being）。西方人使用“生存”、“实有”等概念，诠释“存有”、“存在”时，失去动词“是”、“有”的原有动力与内涵。人类的存在（being），应体现事物特征（“是什么”），也应把握事物本身的“自是”。一个“我”的存在，由“有”与“无”两种张力所构成，海德格称为“基本结构”。
人于时间性的存在中，从死的忧惧中求生存、求解放得自由，过有意义的奋斗过程，他称为“超越”。海德格认为有两桩事件决定人的行为，一是人所生长、自我投射的“此时此地”世界；二是人在世界对“生存”所做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昭示。人之所以投入此时此地与其所展现的努力，人了解自己的潜能及外在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是说人可以做他自己或人类的功利，就能够操控主观与客观的世界。
人的投入展现于这世界，端赖人对存在的真实，做适切的表达。在“此时此地”人自己与世界相互依存，对神的认识与追求，亦复如此。
除上述、卡尔巴特等人，人文关怀的神学家，有奥地利出生的犹太裔哲学家，针对本体论“我与你”的关系，给人类学倾向的神学注入新说，同时也为“新人文主义”做新诠释。
马丁布柏（Martin Buber，1878-1965），以及德国籍，后移居美国，任教哈佛的田立克（Paul Johann Tillich，1886-1965）、布尔特曼（Rudolf Karl Bultmann，1884-1976）、海姆（Karl Heim）、尼布尔（Richard Niebuhr）、布鲁纳（Emil Brenner）等人。限于时间，蔡传道提出布柏一人。
布柏认为“我”不能认知世界本身，只能从世界取得印象，做描绘构想。真正问题不是主客观的二元对立，而是人们对“我”的识别，也就是我是谁的认知，显然存在于“实在”（being）的事件中。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所说“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这句话，是出于思维过程中的怀疑，也就是对外界认知的怀疑。当人说“我思”时，已经在寻求思想说话者的识辩，已有预知我是谁，如何存在的答案。
而说到“结论”，已经有“我思”的前提。布柏的“我”是个区别辨认的符号，关联词是“它”或“你”，也就是外在世界或另一个人。现实并非静止、机械化，或像原子论的因子，而是一种人事物的动态相关词。由于我对周遭人事物的参与，我只能知道我是谁或我是什么；割离这种相关性，就不能产生识别。
肆、“探讨与结论”
答问交流时段里，杨森富、陈宏模、蔡彦仁弟兄等人回应。杨森富提及译名统一与图书馆藏量容量等问题。陈提及2003年在德国海德堡参加神学研讨会，主题为保罗式的学习，期勉本会美好真理能以学术方式对外表达。
蔡彦仁同意蔡传道的见解，认为此书的中文译本，语意未能信雅达，如第100页与第139页等；也认为神学内容与教育多受德国的神学研究的影响，而本院师生有语言等诸多障碍，须思考神学教育对内与对外（尤其西方）的因应之道。最后，蔡梅曦传道总结本院神学教育，若为兼顾培养本土与海外人才，宜分科、分类设计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