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黄克先｜圣灵月刊310期-2003.07｜主题／枝桠上的希望──谈疏离感
许多信徒在遭遇“教会与社会关怀”一问时，最常听到的回答即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然而诚如谢顺道长老在《基督徒的社会关怀》里所言，这样的引用圣经其实是大有问题的，若真要引伸应说：“我是地上国的公民，属于我的国家，所以我必须关怀我国的政策；同时我也是神国的子民，属于神的国度，所以我必须关怀神国的政策。”
亦即基督徒本就该关怀社会，而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关怀的范围为何？且应采取什么手段来关怀。但我们观察本会面对此问的立场，通常是十分被动且不问社会事务的。
根据社会学家瞿海源在〈政教关系的思考〉一文里的归类，本会不似天主教或长老教会，甚少兴建社会事业，甚至连任何社会议题都不曾对外或对内表达关切，而是同召会（也就是一般俗称的聚会所）是属于“不过问政治，只追寻个人的属灵与教会的增长”一类1。只是为何本会会持此立场呢？我想先从历史的面向来略加讨论。
“教会与社会之关系”的问题在历史中浮现
“教会与社会的关系究竟该如何界定？”这个问题其实对历史长流里的许多人而言是不存在的，毕竟这样的问题是假设了现代社会兴起之后的社会分殊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
在以前西方由罗马天主教笼罩整个生活的情况之下，或是在东方中国由庞大政治官僚体制的统治下，根本没有所谓“教会”与“社会”的关系之问。
在十五、六世纪之后，宗教渐渐进入世俗化2的过程而退隐到人们的私生活后，将原本公共议题让渡给政治、经济、科学等领域去运作解决，宗教只为个人的生辰哀痛提供解决之道，而至于在政策如何制定、国家财政如何运作、人民社会安全如何被保障等议题的公共辩论里，宗教被视为是非科学、不理性的超验力量而不得介入，于是教会也渐渐安于这样的角色。
直到十九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的风起云涌，激动了美国一些基督教界的领袖，他们虽然反对马克思将宗教贬为人民的鸦片，但同时也吸收其中部分尊重弱势、改造社会的观念，进而发展出了社会福音、社会基督教等概念，主张进入人群、改变不公义的社会是教会的责任，著名的饶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1861-1918）即为代表人物。
然而此时也有另一派主张教会不该分散资源投注在俗世事务上，而应致全力于传福音，于是在当时就有自由派／基要派之争，而此教会──社会关系的争论也透过传教士蔓延至当时的中国，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里也出现同样的论战，而本会兴起扩张于此年代，自然免不了要面对此问，而就本会直至今日的传统看来，我们在这议题上是站在基要派一端。
在做完问题的历史、社会背景考察后，我们会发现本会的既有教会──社会关系之立场其实受时代气氛影响不小，当然也绝不否认当时领导者亦曾对圣经详加思量、诠释后所做的决定，但笔者在此篇小文里，想借着与众一同重回圣经，查看一些平日可能容易被忽略的、谈及教会──社会关系的经文故事，然后再回头来省思本会对此既有的立场，以思考如何能在教会与社会关系上让我们更能活出基督来。
无界线地把爱传出去
首先，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给予一般人最深的或是教会内期许的自我认同就是“爱心”，耶稣曾对询问他律法上诫命那一条最大的法利赛人回应道：“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然而这爱人里的“人”，在我们教会的教导上或是信徒的认识里，有时往往不自觉地将之限定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
没错，爱人之行动的实行就逻辑上或实际上都应自周遭的弟兄姊妹起，主所吩咐我们的新命令也是“彼此相爱”（），只是这爱理应不该自我设限于“制度上所谓的教会”之内，毕竟若从因基督替吾等死而今日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死而复活的主活（）来思考。
我们生命的举止思想行为都应以基督的心为心，不论是走进会堂内参与聚会时，或是走出会堂踏入社会、面对种种世俗的问题时，都应披戴基督、想办法散发基督的馨香，而非仅做个教会内外言行各一的双面亚当才是。
究竟谁是你我的邻舍，我们又该做谁的邻舍？
耶稣曾在面对律法师询问如何能承受永生时，跟他阐明爱神与爱邻舍的道理，然后，当时这位律法师的疑惑正如我们此刻所遭遇的诘问：“谁是我的邻舍啊？”（我们都知道要去爱，但对象呢？）
耶稣于是以一个小故事：善良的撒马利亚人的比喻来为我们解答（内容请自行参考），故事里值得我们效法的角色显然是怜悯弱者的撒马利亚人，这个在当时被以色列人视为非我族类的外族人，无视于种族、制度宗教的界线而愿意流露爱的行动；反而是平日在圣殿里事奉、运行宗教礼仪，开口闭口都是宗教语汇的祭司、利未人，竟无视于人间苦景、最迫切的肉体需要，这种假虔假诚并非耶稣所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式。
先求神国神义绝对正确，但不应在讲论神国之道、欲醍醐灌顶他人之际，阿Q式地一厢情愿强迫人们忘却“俗务”专注神国的事，或是自行解决世界的事，那与我无干。耶稣要我们能同时关注、看见人们的需要，捐纳出你的爱心给予世人温暖，诚如祂在给五千人吃饱的事上为我们示范一般（）。
认识基督为至宝与实行社会公义间的无矛盾
另外，在提及社会关怀之际，常见的反对声音是“基督徒应当仰望永生的福分，追求那永不朽坏的国度，而不应把目光放在今生的事务、无益的肉体3上。”这句话的前半段十分正确，诚如保罗所说的“因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9）这句话为我们精采的阐释了一个基督徒该有对自己生命的价值观认知，然而绝不意味着此世如此可厌，以致基督徒不需思考如何去让它变得更好、更像神的国度。
诚如耶稣祈祷文为我们揭示的，任何基督徒在向神祈求之际，都应该想望神的国降临，而这位神在旧约借着先知告诉我们，祂所向我们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也不断呼召先知，而或声嘶力竭地痛嚎公理在世显然颠倒（），而或用优美字句唱出心中渴望世界更美的“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在在彰显这位公义之神的性情，并不会情愿看见祂的儿女不顾社会不公，而只围在圣殿里宰羊宰牛献祭的。
天国观的再思
最后，我们自神所应许我们的天国来思考此问。一方面，天国是神为我们应许、耶稣为我们预备那个更好的家乡，确实值得终生盼望，然后在圣经里除了我们教会一般理解的来世天国说外，其实还存在着另一种颇具启发性的诠释较少被提及、关注──因着耶稣到来而降临于世的神国。
在处耶稣论到神国时说道：“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耶稣也曾在赶鬼之后对众人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耶稣又曾经说过：“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换言之，耶稣在这里声明祂的来临标示着旧时代的终结，并且将历史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前者是律法和先知时期，后者是神国的时期。
在施洗约翰作为新旧交替的桥梁之际，一方面引领“旧”的步向终结，另一方面又声明“新”的已开始，而这个“新”的时代不是别的，正是神国的来临，祂已来到我们众人之间，将自古以来至极的奥秘揭示于吾人，作我们在世生活的榜样，要我们效法披戴。
倘若我们的信仰确不能让神国在心里扎根生长、茁发实际的力量来改变世界，而只是不问俗世事务、不食人间烟火地仰天巴望着那将来的福分，以此战兢地深怕犯诫上不了天堂，那么这种信仰态度和基督徒常嗤之以鼻的民间信仰散发与神明的“买卖关系”看来似无不同，只不过前者是把眼光放远、投资利润较高但风险较大的死后世界罢了，这么一来，这个信仰似乎也正迈向停滞与僵化。
诚然，从圣经整体大方向或有提及神的国（或天国）的经文观之，仍可发现天国指着未降临、仍待努力进去、盼望得着的天上家乡居多，但这绝不代表我们可以忽略天国观的另一面向的启发与实践，就如同我们认知到耶稣福音主要是针对人心灵的空虚、罪愆来救赎，不代表我们可以忽视其间社会改革的意涵。
因为当将耶稣全备的福音完全偏向采用非现世、非肉体的解释时，将导致整体教会的走向、信徒的信仰品质反而走向另一种形式主义式的教条信仰，丧失了借由向人群的实践、社会议题的信仰思考所可能为信仰带来的活化，陷入雅各警戒我们空有宣称的信心，而无实际行为的地步。
真耶稣教会的发展得益自不参与关怀社会吗？
在做结论前，容我利用一些篇幅来回应之前《圣灵月刊》一月号的一篇文章：〈从台湾基督教会的兴衰谈真耶稣教会的坚持〉。该文作者使用一些政府公布的数据以及社会学家的论文来看台湾基督教在70年代前的全盛时期，以至到后来的衰颓，反对照本会的发展并无这种现象，而我们之所以能得天独厚地稳定发展，是因为本会与外在大环境的变迁脱勾，较少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
这篇文章的第一个问题在于作者所引用主要的统计数据：在文中第二段描写台湾基教会的兴衰发展时所引用的统计数据，是利用内政部的统计数据。
这分数据其实大有问题，根据笔者到图书馆查阅历年的宗教变迁数字，发现在几个时点上，每个宗教的信徒数曾有重大变化（都少了近50%，甚至佛教少了一个零），我想这不可能真的有如此大的变迁，而是民政司改变了统计方法或界定教徒的方式，因此以此来看宗教起落很有问题；据我所知，学界甚少引用这分统计数据，所以作者对台湾基督教兴衰的描述其实很有问题。
而原作者仅有本会的自行调查的完整信徒数据，但未查阅其他教会的。根据我查阅其他教派的信徒数据（根据基督教协进会网站），发现完全不像作者说的“自1965年之后进入停滞期，仅有聚会所和真耶稣教会仍有持续成长”（其实这也是作者引自瞿海源早在15年前的老文章），有些教派甚至有惊人的成长，如灵粮堂，其成长甚至远胜过本会，而灵粮堂面对社会的态度也绝非与本会相同──与社会大环境脱勾，例如以往的哈利波特事件与近来的祷告手册事件。
另外，作者一个命题上的矛盾在于假定世俗化会影响教势的起伏，认为世俗化高的宗教会随大环境起伏变化，但据作者自己所言是世俗化程度不高不低者如真耶稣教会、佛教不易受社会文化变迁影响，世俗化高或低者都较会，因此可以看出其实世俗化并不是决定教势的重要变量（不然就会是世俗化低受影响少，世俗化高受影响大）。
再来，世俗化在文章中似乎被作者用来等同于关怀、参与社会，其实是大有问题的，一般在教会里或学界里都不是这么用的（一般主要认定世俗化的定义，如前注释1所引用）。若真如作者认为参与、关怀社会即最为世俗化，那我们只得说走入社会最深处去关怀人群的德蕾莎修女，是最世俗化的教徒了吗？而慈济在台湾也应是作者定义下最为世俗的宗教，但很讽刺的是其成长却十分快速，不似作者所言愈世俗化的宗教成长大幅下滑。
最后，我认为决定教会与社会关系的政策走向，应考虑的主要不是“是否会影响到教会信徒数的成长或下降”，真正应列入思考的应是“圣经、耶稣教导、神的旨意如何”，毕竟教会不是公司财团，空讲成长与效率只会让信仰空洞化、表面化。
所以本文也试图将思考“教会──社会”关系的问题拉回到圣经怎么说、耶稣怎么做，然而我也必须承认，由于时空环境、文化、社会因素彼此相差太远，因此我们绝无法直接从圣经里推导出“神要我们如何如何”的确定指导性命题，所有的推论与证据必然需要经过共同的讨论才能得出较适切的答案。
如何能掩面不看苦难
当代基督教伦理学巨擘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17）曾说过一段颇值得所有基督教会在回答“教会──社会”一问时的提醒：
“基督信仰当然不能像世俗的信仰那样，允诺可以在历史中对所有的社会邪恶进行某种最终的拯救。在基督身上体现出神的评判与恩典（即神的启示），否定了在基督以前和以后存在着世俗乐园的希望。这就教导我们要去追求‘……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建造的’（）神的国对于人类历史总是起着一种否定、冲击的作用，总是提醒我们，要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共同体中，完全实现兄弟般的情谊是不可能的”
确实，耶稣的福音是超越的，任何希冀透过宗教力量只想地上创建成就、事业、乌托邦的做法都是可疑的；然而这也绝不代表基督徒应完全与世隔离、不理俗事，这样的路不但有违圣经，并且往往只是虚有其表的“属灵”，表面上圣洁、不沾染世俗，但实际上是逃避追求公义的责任，暗享既得利益的自私行为。
意大利宗教学者Italo Mancini曾感叹道：“我们之所以生活、热爱于这个世界，并不由于它是某个客观的存有理论、历史事实或自然现象建构而成，而是因为它创建在他人不可思议的存在──就是那些可注视、可荣耀、可珍惜的脸”。
当一张张因随意堕胎而无辜死去的婴儿面孔，当一张张因家庭经济压力而失学进入粉色行业的雏妓面容，当一张张受美伊战争开打而无家可归的伊国人民愁容面向我们时，我们该对之投以何报、应以何为？如果是耶稣，祂会怎么做？我很难想像一个掩面不看、不想、不做的祂。
后记
容我再对自己提笔下书作一些说明。本文目的并非认定教会原有采取的立场绝对错误，只是想借由一些讨论、重回圣经与耶稣榜样，让大家再重新思考教会与社会间的关系，至于是否该更积极参与社会（不管是社会议题或是社会救助）？应采取何种方式参与？应选择何种议题参与？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而且这些问题涉及层面甚广且复杂，理应针对特定case有更周延、更广泛的讨论，这绝不是本篇小文及笔者能力所及。
文中许多对现况的描述也仅是笔者一己极度有限的观察，其中许多想法未臻成熟、深思，故期待与更多教会内各方贤达、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有更深刻的对谈与讨论，共同为神国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