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宋宜真＆黄克先｜圣灵月刊310期-2003.07｜主题／枝桠上的希望──谈疏离感
“我爸爸常常工作到半夜才精疲力竭地回家，每天要先把老板或是同事数落一顿才有办法入睡。”
“我们好不容易能到教会守安息，却总是在帮别人排解纷争，心里觉得很无力。不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是来得安息的，还是来消耗自己的？”
“我知道耶稣在呼召我，到祂跟前坐下；但是我就是走不到那里去。”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会突然开始怀疑这个信仰，这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神？是不是真的有天堂和地狱？”
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我们总认为，疏离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专利，是都市人的特权。夜阑人静被一股空虚所攫获，或是在人群中一种强烈的孤寂突然降临，这种与自己疏离、与他人疏离的感受，或许已是很多人共有的经验。
不过，早在旧约圣经中，就可以找到疏离的根源。亚当被逐、该隐流亡，他们因为罪无法得见神的面，是人类与神疏离最原始的种子。以色列人异地为奴、他乡被掳，更是亚当该隐事例的翻版。耶稣身边围绕着排挤祂的同胞和不了解祂的门徒，在世上生命的最后一刻向神心碎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成了疏离的另一种典型。
哲学和社会学的疏离之路
疏离的象征从亚当一步步扩大，透过耶稣再度成像。到了19世纪，疏离（或异化）在工业化社会的催化下，迸出更多层次的意义；疏离的感受弥漫着整个世纪，于是哲学家开始对人生的现况进行形上反思，而社会学者也跟着从现实的观点进行批判。
在黑格尔口中，疏离是人发展自我意识的必经之路，人的精神必须先走出自身成为外物（异化），才能再走回自身（复合）完成自我。费尔巴哈则进一步以异化解释宗教，认为宗教是人类将自我投射为外物（异化）的结果。
一次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弥漫着不安，人类对和平的想望、对进步的信念，随着二次大战的来临灰飞湮灭。不安占据了每个人的意识，虚无侵入了所有事物的存在，人类必须借由反刍着不安的情绪才得以存活。
随后，古典社会学家突尼斯首先开炮，对现代社会由共同体（以信念凝聚）演变为社会体（以利益凝聚）的现象提出了说明。他的观点启发了更多的社会学者，例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便以“失序”（anomie）来指称现代社会里人们在面临疏离问题时的病征；韦伯则自“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角度来思索现代人此一疏离困局；而马克思则采借黑格尔的术语，将异化转用来描述个人在工业化社会中受到剥夺的悲惨处境。
神学的回家之路
如此，人类对疏离的体验正随着世界的进展而不断扩充，而这些经验在圣经中也可拾获。它可能是人失落了自我存在根源的感受；例如约伯，他失落了自己一切所有的，他绝望的缘故，不在于这些物质上的失落，却在于这失落带给他对信仰的绝望，而这信仰是他存在的根源。
它也可能是个人无法认同群体的感受；例如耶稣见到圣殿成为商人买卖的贼窝，例如何西阿先知见到祭祀却不良善、献燔祭却不认识神的百姓。最后，这种不认同的态度，还可能从个人扩及整个群体，形成一个群体对整个环境甚至世界的疏离感受；例如以色列民在埃及地受到的奴役，以及他们被掳巴比伦的异地乡愁。
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创三十二36-38）
“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
为何有膝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
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邱的君王、谋士，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
与自我的存在根源分离，使人无法安身立命；与群体或人际的疏离感受，使人无法获得归属；群体与大环境的疏离，若无法进一步克服，这个群体不是变成一群冷漠的怪胎，便是永远处于被动而愤世嫉俗的处境。
无怪乎雅各要奋力与神一搏，能获得以色利的名字，才能肯定他在神面前的存在；约伯在绝望中仍对自己的存在坚持到底，在整部《约伯记》中上演着与存在搏斗的内心戏。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赀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浪子回头的比喻，是人类疏离最佳的写照；这种异乡为客、远离家园亦是疏离的真实处境。人类的疏离源于亚当的被逐，这个象征性事件经由历史的透镜不断折射，呈现出更多样的风貌，但就如耶稣在这个比喻开宗明义所述，这种失落的状态，根源于罪。
罪使人与自己、与他人、与群体产生的疏离感受；要终结这种疏离的状态，就是与神复合。于是与神复合，成了解决人与各种对象疏离的答案。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如今，这种疏离的气氛仍然在我们这个世纪继续盘据，而在信息和生物科技这两种新元素的加入之后，疏离的经验还会再继续变貌。然而，不论疏离的感受如何在这个世纪的社会、教会、家庭或是个人身上持续发酵，想要为这种状态寻找出口，最后的途径，恐怕还是要回头面对那隔断自己与神关系的罪。
对于一位社会学者，他们的工作是将人类个别的处境和困难提升到社会的层次，找出结构性的问题而加以解决；但对于一位信仰者而言，社会性的结构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到神学层次，将其浓缩到一个症结性的根源，然后以信仰的方式来解决。这是我们面对疏离这个议题的途径，也是面对所有有关人的问题的最终途径。
Box:疏离（alienation）小字典
圣经中的疏离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保罗以此描写人与神疏离的景况，这种与生命隔绝的状态，从亚当夏娃被隔绝在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之外就开始了。我们甚至可以用疏离，作为整本圣经、整部人类历史的发展主题。人与神之间巨大的鸿沟，唯有基督的十字架才能跨越。疏离是人的现况，亦是救恩的预备道路。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疏离既然是罪的结果，就是人生在世必然面对的处境。对于基督徒而言，这种疏离的感受，可能会伴随着在世为客旅的游子心情，和对天国这个心灵最后归宿的想望，变得更加强烈。在神圣与凡俗、永恒与暂时、神的国和属世的国之间拉扯，可能会令一位真正的基督徒，终生怀抱着疏离的感受度日。无怪乎保罗会发出这般心声，至死方休。
黑格尔（Friedrich Hegel，1770-1831，历史、宗教哲学家）
alienation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常翻译为“异化”。
黑格尔将所有的实在都视为“精神”，也就是人类心灵和活动的一种模式。精神的活动具有双重方向：创造（走出自己），以及对创造之物做出自我解释而复合（走回自己）。首先，精神将自身对象化而成为自身的外物，这个过程称为“外在化”，而这种与实在疏离的经验则称为“异化”。接下来，外在化的精神必须进一步与自身复合，才能完全实现自身。
历史就是在精神、在这样异化并复合的过程中进展，而这个分离与复合的活动，不是只有个体的层面，更涉及社会层面。分离、复合的过程贯穿整个社会，人类和历史传统借由他者表述自身、经由疏离而失去自身，然后经由精神上的复合而重获自身，以实现自由。
黑格尔并且认为，基督教文化的兴起就是人类历史走出自身的第一步（疏离），并且将现代性描绘为克服这种疏离的过程。
费尔巴哈（Ludwig A. Feuerbach，1804-1872，宗教批判学家）
费尔巴哈在批评宗教时，采用了黑格尔对异化的概念。他认为神的概念只不过是人类将其本质投射到外界，形成一个与人类不同的超自然的实体，与我们对立。因此对费尔巴哈而言，宗教就是“人类的自我疏离，是人类从他自身分离而出”。
宗教对人的呼召，其实就是人类对自我的呼召；神学不过是人类学；神的知识不过是人对自我的认识。但是在宗教当中，人类的情感和本质却受到推翻和否定，因为那自我异化而出的想像性存在，误导了我们。“为了丰富神这个概念的内涵，人必须变得贫乏；神是全部的话，人就要是一无所有。”
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批评，矛头也指向宗教对道德和社会所产生的害处：贬抑我们属世的快乐和爱（尤其是性爱），而赞许由其所异化而出的宗教；它还借由宗派之间的冲突以及社会阶级的对立，把人类区别开来。对费尔巴哈来说，若要克服宗教的异化，最重要的就是要转变我们的现实生活。
突尼斯（Ferdinand Toennies，1855-1936，古典社会学家）
首先准确地提出现代社会的出现是一个从共同体（或译社区）演变为社会体（或译社会）的过程，个人原本以宗教为内核的城镇生活，演变为以商业、国家为考量的世界主义、公共生活，原本亲密关系、共有的记忆思想如今化为殊异、陌生的，虽然在社会体里展现出左右自然、增进文明的成就，然而身处其间的人是能感受到他与他人的连带是薄弱且分离的。
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号称法国第三共和的良心）
他以“失序”（anomie）来指称现代社会里人们在面临疏离问题时的病征。他认为，在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社会结构面临剧烈的调整，尤其原本在旧有社会里强而有力、凝聚所有人的集体意识（尤其体现为宗教），在社会分化、人际分殊的现代社会里已不再能维持，取而代之的是人人各行己志、各定己向的情况。
这样的自由体现看似值得称许，在涂尔干看来却是隐忧。每个人在面临抉择时的无助（不再有集体意识的指导）与无向（过多的选择），使得现代社会里充斥着失序、孤离的个人，引发了种种社会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节节攀升的自杀率。
韦伯（Max Weber，1868-1920，社会科学的重量级人物）
他自“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角度来思索现代人的疏离困局。他认为，整个世界是朝理性化、除魅（dis-enchantment）的方向进行，脱离了超自然力量、个人情感或魅力的控制，而各自照着各个领域的内在理性逻辑运作。例如在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以利益极大化来主宰一切，童叟无欺、亲疏不分，只管照着贱买贵卖、有利就图的法则去运转。而政治领域里也走向民主或共产制度，所讲求的是制度本身运作的合理性，就事论事、就法论法。
因此，各领域里随即出现最理性化的制度产物──科层制（bureaucracy），在其中人们按照规章行事，以非人际的方式交互。感性、激情从其中完全剥离，人变成了完全理性、无情绪表现、认事不认人的动物。这也让韦伯感叹：“没有性灵的专家，没有情欲的纵欲者，这样的人们竟自许已到达了文明的顶峰。”悲观的他甚至断言人们将永远被囚禁在这冷冰冰的科层制底下，不能翻身。
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被尊为共产主义之父）
他虽然常被人冠以共产主义者的标签，认为他宣扬激进的革命、巅覆性的思想，但他亦曾对现代社会里人们的疏离处境做一番深刻的省思。
马克思曾点出在资本主义结构下，生产者处于一种异化的状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下的工人成了残废的怪物，因为重复琐碎的工作而丧失创造力。完全单调乏味的工作环境里，孤单的感觉让他觉得工作是沉闷又痛苦的事；勉强温饱之余，更无从与家人、同僚间的关系创建。人活着似乎只为动物性功能──吃喝拉撒、生殖与休息。在马克思描写下的疏离，毋宁是最彻底的一种，且也因此是对现代资本主义为基调的社会，最深沉的怒吼与激情的控诉。
他区分出人类四种异化的状态：
1.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的异化
在劳动及劳动成果之间的自然关系，是一种相称的关系：劳动者付出多少劳力，就拥有多少劳动的成果。然而，异化的劳动却使得劳动者的成果受到剥夺，这股异化的力量来自于资本主义，它无法适当分配劳动者应有的所得，反而将这些所得交付到资本家手中。劳动者所得的成果被异化，成为与之对立的事物。
更悲惨的是：劳动者付出愈多劳力，资本主义的势力就愈强大；这种贬抑个人势力的价值愈高，劳动者本身就愈没有价值。劳动者制造出的成品愈丰硕，他本身就变得愈贫乏；资本世界的价值与人类世界的价值呈现反比的关系。
2.劳动者与其劳力活动的异化
劳动者为何会与他劳动的成果对立？症结在于劳动本身就与劳动者产生异化。这可以视为马克思物质主义历史观的第一项预测：社会和经济的关系最终要依赖人们所付出的生产劳力。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异化的劳动使得劳动者失落自我的人性，让人性扭曲、变形。处在这种景况下的劳动者，他们失落了生活的意义。
3.个人与其群体本质的异化
一旦个体的劳动发生异化，群体的生活便成为少数人生活的工具，因而反转了劳动与劳动成果的自然关系，使得个体与群体的本质产生异化。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只为满足个人的需求而存在，最后劳动者沦于只为糊口而劳动的贫瘠情况。“生活本身成为生活的工具；劳动者的劳力只为维持其存在的荒谬运转。”只有个人在为人类的需求做出贡献时，能同时肯定他的人性，才能使有意义的生活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劳动之中。
4.人类彼此之间的异化
最后，由于一个人的劳动所得为另一人所拥有，异化的劳动也会使人类之间产生异化，导致人类相互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