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苦生 ｜圣灵月刊234期-1997.03｜主题／[青年团契]从“两块法版”谈起
可拉党事件是民数记中一件挑战摩西权威的代表作，也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路的一个大事件。若不是神亲自介入此事，结局就是改朝换代、民族分裂、内战……等。
在人类历史中，政治斗争与领导权的争夺不过是家常便饭，然而神亲自将“叛军”消灭，使得此事不能以单纯的政治事件来评断它。
可拉党事件开始由可拉、大坍、亚比兰及250位首领发起，他们祭出：人民的共同意识超越一切之上，人民意识就是神的旨意，为何摩西抬高自己的地位，随口以耶和华的旨意为理由，否认众人的共同意识？
可拉并以利未人的角色质疑摩西：神所设计的以宗教治国的社会模式下，祭司是神与人的中介角色，因而祭司享有这个制度所附加的无形资产，例如：社会阶级的提升、政治资源的集中……等，为何摩西将祭司阶级只由亚伦（摩西之兄）的家族独享，其他利未人只能做拱起祭司的垫背，永远成为这个制度下的被领导阶级？
之后流便支派的大坍、亚比兰等人也不满摩西：十个探子身亡、百姓被咒诅无法进迦南、又警告百姓别故意犯罪、安息日捡柴又遭石头打死……，他们认为，为何摩西用进迦南的借口领百姓，又利用耶和华的名让以色列进不了迦南地，难道这不是以进迦南地之名，来达统治百姓之实吗？
迷思一
我们试着以神的角度看可拉党事件，首先第一个迷思是：众人的意识等于神的旨意吗？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可拉党事件，若以现今的社会价值来看，摩西的决策，违反百姓的主观利益，他们群起脱离摩西，重新建构新的社会制度、群体价值的民族自决行动，是可能值得歌颂的。但问题是所有决策均出于神，摩西只是神的代言人，这些首领尤其是可拉（摩西的堂兄弟），他们平日与摩西常接触，不可能不知道摩西是听神行事的，反而煽动不知情的百姓造反。
这样的民族自决行动，以宗教眼光来看，分明是与神摊牌，除非神放弃未来救人的大计划，否则，神亲自介入是很自然的。另外在当时中东民族，宗教高过一切，宗教附带太多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社会阶级利益……，有心争夺政治资源的人，一定会祭出宗教意识，说服百姓接受。像这样动机不单纯的政治势力之下，神会利用民主的方式，增加进迦南地的困难度吗？
虽然可拉党事件前后遭神击杀的有14950人，但讽刺的是，可拉的众子因没有加入而遭神击打，可见可拉党的作风，并不是那样地让人认同，包括他们自己的人。
迷思二
第二个迷思是：神为何在利未支派中，建构出社会阶级分明的宗教社会？这样公平吗？神在创建一个完全宗教立国的以色列，特别拣选利未支派作为宗教仪式运作的维系者，并根据利未支派下的各宗派，分担会幕之事；偏偏又拣选亚伦的家族担任祭司工作，将整个会幕事奉的精华交给他们掌管，其实内中含有权利与义务的观念。
这些工作犹大支派、以法莲支派……也会做，但神拣选利未人运行此项工作，一方面表明他们被神拣选的尊贵性，同时更要求他们比别支派尽更多的本分与义务，这样的特权就不致于被政治野心的人诬蔑，丧失神救恩的本质。
祭司之于利未人，正如利未人之于其他支派一般；祭司不能只单单享有他附加的政治、社会地位的资源，更因为身为代民献祭的运行者，神对其心思行为的要求更甚于一般人，所以才会有亚伦之子拿答、亚比户献凡火而死的事。假若可拉叛变成功，祭司职位变成强者争夺的掠物，那神以救恩为根本的宗教制度将毁于一旦。救恩若流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产物，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宗教，又有什么价值呢？
迷思三
第三个迷思是：摩西不是以色列民的王、独裁领导者，那摩西应该是什么？事实上，摩西只是过度期的角色，因为摩西是神的代言人，不但能直接听神的声音，还能与神面对面交谈，并有神做后盾，自然就享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力。这样的角色，连身为大祭司的亚伦、女先知米利暗都十分“嫉羡”，更何况其他宗派领袖呢？
假若将摩西——神的代言人——的角色制度化，最后一定会形成“领袖神格化”，那与埃及法老没什么两样。所以摩西之后，旧约以色列宗教行为的领导，就落在宗教体制内的祭司系统，或是神因时代需要所挑选的先知系统。
因此当有人说摩西想自立为王时，神自然要出面为摩西辩护。事实上，摩西最伟大的地方是他没有将自己“神格化”，为自己塑造“神像”，反而将自己“平凡化”，让别人敢对这位行过无数神迹、能与神面对面说话的领袖造反，并在日后受人尊敬，却不受人膜拜。
神因为爱我们世人，祂尝试扮演许多角色来得到人类的敬爱，例如：父母、老师、朋友、夫妻……等。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进入迦南地这段过程，神几乎是以父母的角色对待以色列百姓。而此时的以色列民就好像刚出生的孩童，愈受到父母的照顾保护，却愈显得悖逆无知，因而时常惹神忿怒，可拉党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提供我们一个思索神爱世人的机会。
（原[青年团契]1997年0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