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夜渐明｜圣灵月刊585期-2026.06｜主题／靠主常常喜乐（下）
现今社会的道德氛围是：把“宽容”当成唯一的美德，已经拥有比真理更高的价值。所谓“宽容霸权”，就是“不管你有理无理，只要你反对我，就会被指为不宽容”，这正是当前同性恋议题的政治困境。
同运人士总是要求别人要对他们宽容（其实是要求赞同），但却认为对“宗教自由”不需要宽容，所以有信仰者总是被迫隐忍。这一切难免让我们想起《动物农庄》里的名句：“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所谓“包容主义”已被同志运动篡夺，而将信仰自由践踏在其脚下；同运人士常挂在嘴边批评的“异性恋霸权”一词，则明显是被标签化的用语。当同志族群反对外界对其标签化、污名化之际，实在不宜反过来标签化、污名化他人。“恐同”50一词亦常被标签化而贴在无辜的人身上；基督徒不是“恐同”，而是恐怕愿意回转改变的同志们，没有机会得到神与教会的帮助。基督徒是“恐神”——恐怕人的悖逆引起神的怒气，而使这世界与同志们都受到亏损。
当同运人士批判反同阵营是利用“滑坡谬误”51来刻意抹黑他们，声称“我们只是喜欢同性，就把滥交、杂交、恋童癖等罪名都安在我们身上”时；其实，同运人士不只滑坡谬误，更是运用“稻草人谬误”52的高手。他们利用婚姻不忠和不孕症的部分事实，有计划地逐步攻击传统婚姻制度，进而重新定义婚姻。
事实上，当众多同志们流连在追逐新鲜肉体的夜店里、反复于身旁不同面孔的床榻上，或当同运人士不积极谴责并严禁社区中的恋童癖者，甚至试图争取更加混乱的“多元成家”时，他们心里其实非常清楚：这不是滑坡谬误，而是正在发生中的事实。
当人们能模糊最基本且清楚的两性界线、破坏自人类存在即存有的婚姻传承时，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更惊世骇俗之举，我们也不再感到惊讶。这不只是滑坡，而是摧毁人类价值的土石流！基督徒已无法回避同性恋议题，它已成为一种文化，并落实为法律，根本避无可避。我们要嘛就据理力争，要嘛就坐以待毙！
同志运动是自私的产物
桑德尔教授（Michael J.Sandel）在哈佛大学最受欢迎、最具影响力的一门“正义”课程，至今已累积超过一万五千名修课人次，更成为美国电视史上第一次向公众播放的大学课程。在其畅销名著《正义：一场思辨之旅》（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中，他提出了对同性婚姻的质疑。
他采用历史倒叙的手法来探讨伦理学的思潮53，先谈到由现代“功利主义”所引申出的“自由放任主义”，此乃偏重行为的效果及个人的主权；再谈到以近代康德为首的“义务论”，即只在乎行为动机必须符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原则；最后回溯至古希腊，尤其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德行论”，强调不走极端、中庸均衡的人生态度，并借此达到社会“共善”（common good）的景况。此乃基于人无法离群索居，必须顾及社区伦理这个重要的事实。桑德尔教授的结论是：公平正义的社会，根植于共同推理出整体社区的美好人生。
桑德尔教授对各种伦理观都提出思辨并举例说明。他发现以平等的个人权利为诉求的“自由主义”有严重缺陷，不能创建及维持真正的社区生活。而在康德眼中，把人当成“目的”而不只是“手段”，不能随自己高兴任意使用身体，如此虽然重现了人性的价值与尊严，但在某些争议性的预设上也有其道德困境——比如说，人因为不能说谎，所以只能老实告诉绑匪，人质藏在衣柜里。
最后桑德尔提到，探讨一项社会制度的目的，关键在于能否论述其所表彰与奖赏的“德行”。关于同性婚姻的辩论，根本上是在辩论：同性恋者的结合，是否应当获得国家所授予“婚姻的荣誉头衔”？是否能够实现婚姻作为社会制度的目的？因此，潜藏在背后的道德问题是无可回避的，个人选择的自由，并不足以赋予同性婚姻的正当性。
简言之，用“平权”的论证来争取同性婚姻存有严重的漏洞。婚姻制度相较于其他人伦关系，具有特殊的“公共利益”，所以才需要在法律上给予现行的“制度性保障”54。不是为保护两人间的爱情，而是为了让下一代拥有理想的成长环境；因此，婚姻制度不能只从个人权利或喜好的角度来衡量。
而我们从前文的种种论证可清楚发现，同性恋不管对生理或心理的负面影响，甚至威胁到社区的存续与否，都远远达不到婚姻制度所要求的目的，也推理不出整体社区的美好人生。以整个伦理学的全貌来看，同运主张仅仅代表“功利主义”中“自由放任主义”的一个小小分支，就像是一个吵着吃糖的小孩一样无理取闹！
无怪乎我们未曾在释迦摩尼、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穆罕默德，以及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耶稣基督的教诲中，听到任何颠覆传统婚姻与家庭伦常的教导。在世界上主要的宗教里，除了佛教55和日本神道教对同性恋采取较中立宽容的态度，其他如印度教、伊斯兰教、儒家、道教、犹太教及基督宗教，都是禁止同性恋。
此乃因同性“婚姻”完全无法承担异性婚姻所背负的社区任务，因此他们没有理由要求享有与异性婚姻一样的法律权利。权利（right）的前提必须是合于义（right）的，只有合于义的事才有权利可言。所以，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存在难以跨越的本质差异，是故，同运人士怎可凭着三言两语，便想轻易抹杀传统两性婚姻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从“性解放”到“性崇拜”，从中经历了包装成神圣的“换妆”，使得“性”在当代几乎具有神明般的地位。讽刺的是，世人所朝拜的性，却只是他们自身欲望的一部分而已。各式广告、社交网络与娱乐媒体等，彷佛全都在对“性”进行膜拜；当然，世人并不以这些为罪。
同性恋乘着时代的性解放、浪漫爱情、自我实现与颠覆父权的浪潮，进而表现得咄咄逼人，甚至强求教会支持同性恋。这正反映出这个“崇拜性”的时代，正在迫使“崇拜神”的教会就范。然而，身为同性恋者，并不能以此作为“免死金牌”，从而免受一切罪的缠累。同性恋者不应只有对性倾向“诚实出柜”，更需诚实面对内心是否存在放纵情欲的倾向。
同志运动亦是撒但的伎俩
撒但的形象——古蛇，在一开始就透过增、删、改神的话语，刻意将其“复杂化”来迷惑人类始祖（）。今日面对同性恋的议题，我们在心态上应效法主耶稣的教导，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以“单纯化”的眼光看待：同性恋就与其他的罪一样56，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无需随之起舞而陷入其假借自由与人权的诡辩陷阱。
然而，我们也要听从圣经所教导的：“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我们要去接纳并帮助那些陷在挣扎中，且想要改变困境的同志们。面对同运，我们要清楚并坚定地表明：“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五29）。
至于教会里部分受到偏颇的同运思想的影响，进而挑战教会传统观点的“知青”，在此我们必须做出提醒：不可效法“自由神学”的错谬而过度高举人的想法57，那至终会让你丢弃了你的神；也不要只因习得部分新知就沾沾自喜、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应当更加用功去寻求更整全、正确的观点，正如本文所欲努力呈现的那样。
教会的知识青年有幸拥有知识与学问的背景条件，所应该做的，是要先冷静下来、谦卑下来，想想主耶稣赐与我们这知识能力的用意——难道不是要我们去丰富并厚实圣经真理的阐明与宣扬，成为基督名副其实的前锋精兵吗？
记载了一只用来赎罪而被打发到旷野去的羊，如同经文中所说，这羊要归“阿撒泻勒”（Azazel），正是“代罪羔羊”的意思。代罪羊是被社会排挤、必须被赶走的，牠一离开，一切便可以恢复如常；神却以耶稣为代罪羔羊，担当了众人的罪，但这位代罪羊不是默默地离开，而是大有能力地回过头来拨乱反正。
许多同性恋者的处境，起因于家庭功能失调（dysfunctional），但他们却在潜意识的引导下，独自背负起原生家庭的罪而成为“代罪羊”，使得家庭里真正的问题未被揭露，渐渐形成了家庭的秘密。事实上，不只有同性恋者，整个社会在家庭功能和性伦理方面也都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单单怪罪同性恋者，而是要去正视并解决整个社会的病态根源。（待续）
注释：
50. 恐同症（homophobia）是指对同性恋者具强迫性的极度憎恶或惧怕，恐同症经常根植于对自己性本能的不确定，或对同性恋的无知。
51. 滑坡谬误是使用一连串的因果推论，却夸大了每个环节的因果强度，从而得到不合理的结论，即所谓的“无限上纲”。
52. 稻草人谬误是指曲解对方的论点后，再针对曲解后的论点（即替身稻草人）攻击，并宣称已推翻对方论点的论证方式，即所谓的“偷换概念”。
53. 西方伦理学主要有三派： （1） 效益论（Utilitarianism），通常被译为“功利主义”，认为“行为的结果”是否为善乃取决于所产生效益的多寡，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其主张。效益论在建构社会秩序与制定政策方面有明显的作用。
（2） 义务论（Deontology），西方的宗教几乎都是义务论，强调人要遵守神的诫命。康德则采取义务论的立场，认为判断一个行为是否为善，不看该行为的结果或效益，而应只看一个人的动机，也就是“善意”。
（3） 德行论（Virtue Theory），认为善既不是效益论所说的行为结果，也不是义务论所说的行为动机；善乃在于整体人生的修养过程，进而达致整体社区的美善。
54.“制度性保障”是大陆法系中宪法的概念，认为某些既存或为宪法所肯认的制度必须受到宪法直接保护，立法者不得以法律任意变更其核心价值内涵，借以排除立法者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侵害。
55. 然而，大致上佛教也不让同性恋者出家。
56. 罪的原文意思是“射的不中”，即人的不完美无法符合神的期望与要求。而这个靶心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荣耀，简单来说，任何不能荣耀神的行为都是罪。
57. 从台湾长老教会出具的《同性恋议题研究方案报告书》可看出自由神学贯穿其中，参 http : //rd.pct.org.tw/105_8.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