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黄呈习｜圣灵月刊394期-2010.07｜主题／所罗门王的宝藏
一.绪论
《但以理书》是旧约圣经中的《启示录》，里面不但蕴含着历史层面的教训性及灵修性篇章（一至六章），而且预言了神在历史上的整全经纶（七至十二章），因此，新约之前的选民，从书中得到不少的安慰与造就；在新约时代里，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引用本书的经文，来作为末世论的证言，而使本书成为末世圣徒必读的生活指南。
《但以理书》的“经典性”早已确证，但是，公元第三世纪“新柏拉图主义”哲人波尔菲利（Porphyry of Tyre, A.D. 234-305）首先质疑本书的预言性，再经人文主义理性思潮的搅拌，当今世界，除了宗派神学尚重视本书的预言性，在广大的人文神学领域中，则弥漫着《但以理书》“后起论”、“杜撰论”的思潮，也就是专注于本书的历史教训性，及其象征隐喻法所呈显的道德教导，而罔视且不信本书的启示性。
在以下篇章中，试将从前辈所领受的并伴偕平日所学习的，祈愿靠着圣灵的引领，对《但以理书》的预言性与历史性作简略探讨。
二.争端的缘起
旧约圣经的“经典性”本是不容质疑的，旧约时代的选民奉之为圭臬，新约时期，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更多次多方地证实：旧约圣经是神的话语，内中有永生，其内容的总成全是主耶稣的救赎（；、54；）。
使徒时代所传扬的得救真理，因有圣灵的带领并神迹奇事的证实，其传播情势犹如泉源崩裂、一泻千里、汹涌澎湃；在神道畅行的同时，恶者的破坏亦暗潜其中。外在的威吓、逼迫虽然难担，但内在思想上的腐蚀更是成为教会变质、堕落、被掳的致命关键。
首先对《但以理书》提出怀疑的是，第三世纪的哲人波尔非利，他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第二代掌门人，他不但是个博学的哲人，也是位道德实践家，只可惜的是，他是基督教的顽固死对头。
他曾凭借着渊博的学识以及服众的德行，展开对基督教的百般攻击，其中的毁谤、攻击，在圣徒的坚忍及历史事实的澄清下，早已消弭得无影无踪，但是，他对神言预言性的质疑，则留下了深不可灭的致命伤痕。他认为，《但以理书》是马加比（Marcabees）时代的作品，因此成书之年日应该在主前第二世纪。
三.攻击者恶酵的发涨
波尔非利的见解在当时并没立时得到基督教界的回应，但这点异教攻击者所暗藏的恶酵，竟然经过了一千五百多年之后的十九世纪，才大大地发涨起来。
首先，透过德国启蒙运动的文学鼻祖雷辛（Lessing），以及理性主义哲学家的泰斗康德（Kant），两人的大力宣扬与教导，“人本”主义侵入基督教界，波尔非利质疑《但以理书》预言性的论点再度被搬上台面。
这回的质疑不是从外面的攻击者而来，乃是那些以“人文主义”挂帅、受过理性主义薰陶之基督教内部博学的神学家们，内在发酵作用的影响是直接的，渗透式地潜入教会是无形的，因此西方神学的学院派主流不但怀疑《但以理书》的启示性预言，更有不信它的历史正确性。
他们之所以不相信其预言性，因为他们否认了真神直接神启“预言”的可能性。他们认为，预言是缘起于那些虔诚信徒们在极端艰难逼迫之时，以历史上的事件为素材，并且藉所谓的“天启隐秘文学”的手法来影射暴政，并提出神救治的方案，用以安慰受苦受难中的信徒，这就是所谓的“源于已发生事件的先知性预言法”（vaticinium ex eventu），也就是说先有历史事件的发生，再有杜撰者的预言灵感。
根据这项预设理论，他们认为《但以理书》中所描绘的暴君正是安提欧库‧依皮非尼斯（Antiochus Epiphanes），又《但以理书》对此暴君的描述是那么的准确且详尽，因此《但以理书》必定是部历史书，只是以“天启文学”的方式写出而已矣！既是历史书，因此他们把《但以理书》的著作日期定于公元前二世纪中（165B.C.）。至于书中所描述的但以理与他三个朋友的种种故事，也只是一段段编辑而成的杜撰信仰励志故事。
四.偏差之源
历史中有许多的圣经学者，他们竭其毕生精力、皓首穷经，但令人扼腕长叹的是，他们竟然以人的“理智”为中心，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来三43）；他们“不信”，但也是“不能信”，他们“不能信”，是因为他们没有领受那能引导人明白真理的“圣灵”，倘或他们愿意领受“真理的圣灵”，也因为时候未到而有所不能（参：）。
因此，在没有圣灵带领下的“不信”环境中，产生了偏差的研究方法学：“源于已发生事件的先知性预言法”，这是偏差的总源头；源头败坏了，整个研究结果就背道离经；因而他们也提出许多自以为铿锵的质疑，这些疑难皆源于“不信”。
五.《但以理书》的预言性
对于《但以理书》的教训性从来没有人质疑过，但是，要去证明它的预言性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以《但以理书》本身所用的字汇，所出现的专有名词以及历史事迹的内容来证实《但以理书》的真实性，可惜，这样的论证是无力与贫乏的，反驳者同样可以举出更多的反驳例证。
在人为的例证陷入无崖无边的对抗之际，我们将再次回到真神本身的证言：“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当我们承认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同时（），我们也同时承认了《但以理书》的预言性，“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也正因为“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再者，我们如果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那么我们对于祂所说的话就能完全接受。主耶稣谈到末期的预言之时，曾经枚举但以理先知的话，这是千钧万鼎的活见证。当主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之时（），祂证实了两件事，其一为：但以理这个人的历史性，因为主耶稣称他为先知。其二为：《但以理书》的预言性，因祂亦引用《但以理书》的经文，来作为祂预言末期事件的佐证。
末了，宛如稍晚成书的《彼得后书》证实了保罗书信（），较但以理稍晚的以西结不但证实了但以理这个人的存在，并且也简介了他的品德与智能（、20，二十八3）。这是“以经解经”的内证，亦是跳离《但以理书》质疑漩涡的最有力外证。
六.《但以理书》的历史性与预言性
为了便于掌握全书及易于领受，一般释经者常把《但以理书》截然二元化，也就是说，一至六章为历史部分，七至十二章为预言部分。这种二分法几乎成了公然的分段条规；其实不然，《但以理书》全书不但蕴含着历史教训性，也记载着对未来历史演变的预言性异象，并且《但以理书》的历史性与预言性是交互融合、迭次出现、前后呼应：
第一章，以真神历史经纶的旨意、国王作育英才的计划、选民圣洁守身的心志等三个层面为舞台。但以理与同伴们为持守圣洁，而有历史性的要求，在饮食上试吃十天的素菜与喝白水，但是在真神的历史经纶中，早早预见未到的三年之神恩。
第二章，虽然是历史上外邦国王的一个梦，却是独一真神对人类历史的通盘计划。神借着巴比伦的国王向世人声明祂的普世历史经纶，人类史上预言之长远性无可与之媲美的。《但以理书》七至十二章的预言部分，亦是以第二章的预言为范本。
第三章，信心三勇士誓死不屈的精神预见了神恩，虽是区区三人的历史，但是，因着信而得见将要临到的神恩。
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更明显的预言性在历史时空中得到应验。巴比伦开国大王尼布甲尼撒有关于自己的梦，分毫不差地照着神所预言的时间应验。
第五章，从巴比伦帝国末代国王所作的梦清楚得知，国家的兴起与灭亡全操于真神的手中，并且借着这个预言性的异象，活生生地被印证了出来。
第六章，当身不由己的大利乌王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之后，立刻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事奉的神，祂必救你。”（），借此，正凸显出外邦的君王亦能预见真神的救援。妙哉！神智。
第七章以下的异象篇章虽具预言性，但亦蕴含了历史的教训性。
七.结论
综观以上所论述，让我们更深深体会神的全能、全智及全知，祂在历史中预示未来，在预言未来的异象中展现历史，正如先知但以理的证言：“祂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显明深奥隐密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祂同居。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四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