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谢顺道｜圣灵月刊563期-2024.08｜主题／主赐平安
我就读“短期神学训练班”的时候，台湾省会（改制后称为台湾总会）给付的生活费只有两百元，扣掉十分之一奉献给虎尾教会，剩下一百八十元；养育人口四个（妻子，加上三个女儿），够用吗？内人虽然勤作俭吃，并且日夜做加工，赚一点儿工钱，还是难以度日。
之前（1951年），《国语日报》的副刊开辟一个儿童园地，叫“七百字故事”。我投寄了十几篇故事，都被录用。我所写的那些故事，有的是台湾的民间故事，有的是译自日文的“童话”。后来，《国语日报》副刊的主编将那些故事印成单行本，其中有几篇是我的作品。
我就读“短期神学训练班”之后，为了补贴家里的生活费用，就利用下课后的时间继续写“七百字故事”了。有一次，我正在埋头写作的时候，觉得好像有人站在我的背后，就回头一看；原来是杨约翰执事（1980年，改称为长老），正在欣赏我的杰作啊！当我一时心慌，不知道该如何找一个台阶时，杨执事就提醒我说：“传道人不可以赚外快喔！”接着，他说：“你若对写作有兴趣，无妨写一些学习圣经的心得，投给《圣灵报》（改制后，叫《圣灵》月刊）发表吧！”由于杨执事的鼓励，加上骤然涌起的使命感，从那一天开始，我便决心不再写“七百字故事”了。
我投给《圣灵报》的第一篇文章是〈器皿〉，幸而被录用，刊登于1955年5月号。第二篇叫〈以撒娶亲〉，连载于1955年6、7、8月号。菜鸟试写的不成熟的文稿，竟然都被录用，不但使我产生信心，而且越发增强我的使命感；加入文宣行列，为文宣工作献上身心，终身背负文字传道之使命！
被刊登在《圣灵报》上的文章也有稿费，一页九百字，稿费二元。而投给《国语日报》的“七百字故事”若被录用，每篇的稿费则是十五元。若以赚取稿费为目的而写作，投稿给《圣灵报》与《国语日报》，根本不成比例；但就使命、意义和价值来说，我却宁愿少领一点稿费，也要为《圣灵报》的读者而写。毕竟我已经献身，立志要终身事奉主了。由勤写属世的文章，转换为专心写属灵的文章。这是第四个转捩点，哈利路亚，感谢主！
之后，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写一篇，有时候写两篇，投给《圣灵报》发表，而乐在其中。从那时候开始，我便与《圣灵报》结下“解不开之缘”了。短期神学训练班毕业后，我受省会差派，驻牧台中教会那段期间，我所住宿的“传道房”，除了我之外，还有林悟真长老，与我同住了几年。他的职务是报务组组负责（改制后，称为文宣处处负责），以及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我开始驻牧台中教会之时，距台湾光复后不久，省会的长老执事都受日本教育，用中文写作，并不容易，所以闹“稿荒”是平常事。职是之故，每逢开完了编审会，稿件不足，无法付印。林长老便对我说：“稿子不够，明天交出一篇！”而我总是义不容辞，就答应他说：“没有问题，但今晚的聚会，要请您替我上台讲道喔！”于是我们两个人就这样交换条件，他开始准备讲章，当晚替我上台讲道。我则彻夜伏案赶写，替他写一篇稿子充数。台湾有一句俗语说：“粗糠（糠粃）来挤，也能挤出油来。”的确如此，驻牧台中教会那几年之间，我在《圣灵报》上所发表的好多篇文章，多数是这样熬夜压挤出来的产品。
之前，从求学时代开始，到毕业后，我看过好多文学与哲学的书。阅读能力提升后，偶尔手痒难耐，也想写写看，并从那些不成熟的作品中选出几篇，投给报纸的副刊。那些作品多数是“新诗”（现代诗），有的被丢弃，有的被录用。当我第一次发现用墨水写的字“化成铅字”，可以让许多读者欣赏的时候，那一种类似疯狂的愉悦，实在是难以形容的！1953年4月，我把那些刊登过的诗，加上几篇新作，结集成书，书名《夜笛》。有一位高中的国文老师兼业余的作家，为我写〈序言〉，向诗坛的前辈介绍我勤奋写诗的过程，以及可以预期的未来之成就。另有一位初中的美术老师兼业余的木刻家，为我设计封面，是一幅“木刻画”。那是一个“心形”的画像，心的正中有一个披着蝉纱，张开翅膀的美女，伸出双手轻轻地掀开窗帘。我在印刷厂校对这本诗集的时候，看到印在纸上这幅木刻画像，灵感一来，即兴写了两行小诗，印在那画像的左边。那两行小诗是：把心的窗帘打开，让月光进来。
他的画衬托了《夜笛》的情调，我这两行小诗则可以诠释他图画的意象；可以说，“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相得益彰，是极佳的搭配。
这一本诗集《夜笛》是我的处女作，如今回顾往事，我自嘲那是“梦幻时代的作品”；当时未满24岁，的确天天活在梦幻中。
1959年9月29日，总会召开第二届第八次负责人会议时决议，自10月1日起，任命我为报务组专任助理员。受派任的工作是，协助报务组组负责林悟真长老，处理有关报务组的一切事宜；包括修文、编辑、校对、跑印刷厂，以及写稿充数等。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进入报务组（1981年12月改制后，称为文宣处），参与文宣工作了。虽然日复一日，夜以继日地忙碌，但收获却不少。如今我之所以能推出三十多本著作，可以说是那一段日子被强迫学习的成果。感谢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