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梅曦
前言：
神学教育为教会训练、保存人才，奠立教会神学论述理论基础，并支持宣道教牧的阵容实力。本文以知己知彼，创建对神学教育的正确认识，并提供一些可行性办法为宗旨。本为代表作者个人言论，与教会立场无关。
壹、神学的历史意义
一般未明“神学”何义者，有疑惧、远避之倾向，然而“神学”直接有助益于教会宣道、牧养，加强神学院教学训练内容的充实，在我们追求知识与恩典并进上（），不可不正规之。
“神学”即是我们对于神、对救恩历史及神的话语具体而确切的学习。其简单定义即“道”、“理”，其衍义即“道”、“行”、“导”与“原则”、“当行之道”、“典型”、“正路”。其基本立足点是神，是神国神义。字源上而言，西洋的“神学”一词，源自“神”、“道”的“论述”，即对神在启示上与历史作为上有所阐释，而自成一门探讨神的属性、天启与历史的真神经纶，与基督教信仰内容的专门科学。
基督教历史中，神学正式发展成为专门深论前，古希腊及罗马哲学家已采用此词。柏拉图(Plato？427-347 B.C.) 的《共和国》中提到诗人所探讨的神祇及其创生衍化为神学。亚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分出“神学家”与“哲学家”。前者解释世界的形成及其现象，而后者则探讨事中事、因中因的原理。公元前第二世纪爱琴海罗得岛的哲人帕乃伊丢斯(Panaetius)又分出了：（一）神话的、自然的神学；（二）哲学上的、宇宙论上的神学；（三）政治上的、政府的神学。此种分类法为以后奥古斯汀(Augustine 354-430)的《神的城市》所采用。在此“政府的”、“政治上”的神学是指罗马皇帝神祇化的祭祀之事。
犹太教崇奉的独一真神耶和华为他们的“主”，其整个旧约圣经的结构与内容，环绕在以色列的神及权能、恩慈、国度的主题上。神是创造万物、救赎选民的创造主与救赎主。第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费罗(Philo)以“神”此字与“置”、“放”的希腊文字根(tithemi)有关，进而将神的名字与创造链接在一起。在《世界的创造》一书中，费罗提到天父，也是创造主的神，是物的第一因，是“宇宙间全然纯正、毫无玷污的心灵，超越品德，超越善美本身”(八章)。这位神首先创造了“非形体的天，不可视的地，有关空气与混沌的原始形体”（理念）（29章）。费罗认为摩西五经将神的永恒性、统一性、世界的受造性、统合性以及神对物保治诸事，教导了以色列民。
基督教历史上，教父俄利根(Origen 殁于公元254年)首先将“神学”一词应用到有关神方面的知识上。基督教的第一位史学家尤西别乌斯(Eusebius 殁于公元339年)，将“神学”与异教用法分开，而专门指着有关基督教所信奉的神及基督的知识而言。在教父时期的著作中，“神学”已成一个纯然是基督教信仰用语，而毫无异教色彩。中世纪的神学思想，即以基督教信奉的神为基础，系统地探讨神的内在生命与基督、教会、圣礼、终末论有关的神救赎作为。值得注意的是，神学与“圣经”、“属神的知识”、“有关神方面的写作”等同义。十二世纪以后，“神学”在巴黎、牛津、布拉格、海德堡等的古老大学中，成了一门专门学系，也成了今日各大学研究所神学系的前身。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后，以雅典为代表的哲学，与耶路撒冷为代表的敬虔，各树旗帜，展开了灿烂的宗教、学术文化的热烈辩论及交流。神学方面的省思、发明也深受着文艺复兴以来的宗教思想、人文科学所影响。
贰、“神学”与教会发展的历史关系
检验当今神学理论，可使人明白两件事：（一）何谓神学？神学为何有效存在于某一特定时地、某一教团？（二）现代神学的正途及滥谬，与复杂错综的思想型态、社会现象、政治结构有密切关系。正如社会科学的任何一门学科，二十世纪的神学不可能自社会问题中分隔。
上述（一）项帮助我们了解基督教派诠释圣经的历史源流。较出色的神学理论家、教派创立者对圣经的神学（道理）阐释，对当代圣经了解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以路德信义宗传统为例，人们可以明白为何及三章有关个人公认接受基督为救主，以信称义的经文被奉为圭臬。
上述（二）项事让人们看到，每一世代基督教神学与社会政治体系有相关性。当社会矛盾产生，正如革新改良运动应运而生之时，神学理论也必产生。西方理念世界里，神学理论是道、客体、教会体制、教会使命等的人文诠释，因此神学一直为社会、某一教界宗团服务。这种与时代需要有关的神学思想，其发展过程，可简述如下：
十六世纪的“宗教革命”是一种新兴的“因信称义”思想及体制运动，是对教父时期一直到中世纪末叶，天主教传统的一种反动。因为天主教严峻的信条教导了“出了天主教，便无救恩”(这当然与十九世纪新教的“出了基督教便无救恩”是同出一辙的）。天主教认为人们不能自行诠释圣经，必须借着上主使天主教教会成为可靠的教导者。天主教的诠释，因而被视为依循的标准。信义宗改革运动的早期人们，尤其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及胡尔德利区‧慈运理(Huldreich Zwingli,1484-1531)，则认为人们个别可以直接了解及诠释圣经。他们以“律法与恩典”为个人蒙恩得救的主要论据。以后的新教发展过程中，因信得恩的信条，仍占着主导地位。
然而，路德及慈运理对圣餐有不同见解。针对主耶稣说的:“这是我的身体”，路德认为“是”即是，基督并没使用喻语，是故圣经用语是“同体”的。与此相反，济运理认为“是”是具代表性语言。在此顺便提一下，本会在奉主耶稣圣名祝谢的圣餐中，所领受的饼与杯灵化为主的肉与血(参阅)的“灵化说”，是合乎经训及属灵奥秘的。
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另一杰出人物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其《基督教制度》一书(1536-1559)奠下了十六世纪以来系统神学的结构，而且对法国改革宗神学及欧洲大陆的“正统”教派有相当大的影响。加尔文以四巨册的著作探讨了：（一）对于神是创造主的知识。（二）对于神是救赎主的知识。（三）信仰与救恩的教义。（四）教会与圣礼的教义。
宗教改革运动却也具主客观条件的问题。其中令人注目的即是有关权威的问题。长久以来，人们已注意到“唯有此经”，就是用何种规范来创建权威，人们从教会神甫人士所领受的教训是否正确，带来了的困扰。易言之，人们如何找到有权威的神学理论，来证实圣经对神观或基督论的诠释。这种问题于今日仍不失其效用。诚然，被质疑的不是神的话，而是诠释者对圣经的解释。
鉴于路德信义宗倾向于系统学术性，十七、十八世纪的敬虔主义者（Pietism）倡导一种“心灵的”、“内心真诚”的宗教，他们由圣经去寻找个人得救恩的确切应许。由宗教改革运动的曲折道路中，人们进入了十八世纪所谓的“启蒙运动”的“理性时代”。这一时期则以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来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彼尔贝勒（Pierre Bayle,1647-1706）等人的思想影响甚大。他们认为:圣经或道德良善准则，是与理性的普遍原则相平行对应的;人的理智是衡量事务的合宜工具。（一）人们应强调“自然”或“自然合理”的事。（二）他们对世界的人生虽具悲观色彩，但强调藉理性及教育，人世社会可以不断进步。（三）他们弃绝传统制度及形式上理论的权威，却播下了以后“属世观”或世俗化的种子。他们认为自然界本身是一个集成体，而不是超自然的奇迹性彰显。宗教信仰是有天启性的，但理性可以解释它。
十八世纪以前的基督教信仰，毫无疑异地创建于全本圣经上，全然相信超自然的事件。理性主义抬头之后，十九世纪兴起了“历史批判主义”(Historical criticism)。人们开始用历史检验的眼光来对待圣经。因僵化、颓丧的基督教文化，使得尼采倡导“超人哲学”，宣称“神已死”。拥有这种思想的人，以澎湃的浪漫主义理想及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批判基督教的传统教条及理念。新约圣经研究方面，“耶稣生平”成了热衷历史批判方法的人们的论题。福音书中的神迹、超自然的事件大多被略去。D.F.施特劳斯（1808-1874）的《耶稣的生平的检验》（1835）便是一例。
二十世纪的神学诠释产生若干重大运动。神学理论愈呈殊异化及人文学术化。神学学位成为一个谋职高级的门径。正因古典哲学之支离没落，神学担负起了社会文化关怀及问题。以R‧布尔曼(Rudolf Bultmann, 1884-1976）、卡尔‧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田立克(Paul Tillich,1886-1965)，以及舒伯特‧俄格登(Schubert Ogden 1928-）、大卫特拉西(David Tracy) 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派“新正统”神学家，主张圣经的诠释阐扬必须与“现代意识”相关。“过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妇女神学”(Feminist Theology)及尤根‧莫尔特曼（rgen Moltmann 1926-）的“希望神学”(Theology of Hope) 等思潮，都十足代表了当代的时代精神。
要讨论本世纪的神学思想发展，人们得先探讨卡尔巴特的“辩证神学”。这位本世纪杰出的瑞士籍神学教授，写了开纪元的《罗马书评释》及十四巨册的《教会系统神学》(Church Dogmatics 1923-1962)。他探讨了神道、圣经中的真神、对认识神的拣选、创造、和解的问题、耶稣基督、教会使命及生命的见证。对巴特而言，神学的功用与讲道一样，要将基督的教训阐明及传承下去。他认为十九世纪的“历史批判法”，不过是将希腊文字用词及其同异义，再配合考古学及哲学材料，将经文加以重新排列构划而已。神的道是神的恩典，在人类多种宗教中，彰显为人类的审判主。要明白历史的问题，要超越历史的局限，要了解绝对自主的神是历史的否定与最高原则。
1960年代兴起于北美洲的“黑人神学”(Black Theology)运动，是基督教国度内的黑人自觉运动，1970年代也推展到南美洲。它的来源有三:（一）1950、19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以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为其精神号召人。
（二）约瑟华盛顿（Joseph Washington）的著作《黑人宗教》（1964）的影响。
（三）马尔康‧X (Malcom X) 黑人民族思想所激发的黑人权力运动。以后经由詹姆斯康恩（James Cone）的《黑人神学与黑人权力》(1969)和《解放的黑人神学》(1970)所代表的思想酝酿及推动，黑人神学成为解放神学。他们认为对于神的理性研究，人们可以创建起一个以解放自由为中心的神学系统，将被压迫的团体的现实存在与耶稣基督福音的争取解放链接在一起。
正如黑人运动一样，发展中的第三世界也兴起了与社会政治有关的宗教思想。反映出拉丁美洲现今的生活现实与愿望。J.L.西衮多（Juan Luis Segundo）、鲁西尔吉拉（Lucio Gera）和G‧古提厄勒兹（Gustavo Gutierrez 1928-）、以及R‧阿尔维斯（Rubem Alves 1933-）等就是代表人物。其中以古提厄勒兹的论点，为此运动的代表思想。他认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使人深刻地履行了解放、自由的内涵意义：
（一）被压迫的人们团体渴望自强权下得到解放。
（二）人们在历史中可以掌握自己的前途，可以缔造一个新人及一个品质较佳的社会。
（三）借着接近耶稣基督，人可以得到改造。古提厄勒兹肯定地主张，人们在基督内得到赦罪，藉救主解决一些不友善、不公义的事，是受压迫者的根本出路。主张黑人神学与解放神学的人们，认为神国是在人们争取解放的历史过程中展现。“解放”是人们的一种需求，它除去阻害历史进展的限制与“隐晦”，而神国的长成是集成世界团体共同福祉。必要时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乌托邦来达到这个理想国的实现。（下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