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宜真姊妹
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的宗派如百花齐放，如马丁路德的信义宗、英国国教的圣公宗（安立甘宗），还有稍后卫斯理的卫理宗（循道宗）…，至于“改革宗”（Reformed church）这个称呼，是1561年在法国波依席（Poissy）举开的宗教会议之后出现的，特指以瑞士为根据地、受慈运理（Ulrich Zwingli）和加尔文（John Calvin）影响所出现的宗派。由于慈运理的影响力在他过世后便逐渐消逝，因此改革宗思想几乎与加尔文主义划上等号。
改革宗除了在欧洲、美洲有强大的影响力，跟台湾也有很深厚的渊源，例如1872年来台传教的马偕是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牧师，而长老会便是属于改革宗；还有更早在荷据时期来台的传教士，亦隶属于荷兰改革宗。此外，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对我们亦不陌生，例如最有名的“预定论”，便是一套关于神的拣选和人的得救的精密理论；还有他对于圣餐礼的教义，阐述了耶稣以何种方式临在于饼和杯之中。看看这些教义当年如何与其他持不同意见的流派你来我往，我们会发现一些所熟悉的神学思想，竟然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身影。
为什么加尔文的思想会流传这么广？他的神学有多特别？我们先来认识加尔文这位开山祖师，然后再来追寻这个教派扩展的轨迹。
加尔文其人其事
1509年，加尔文出生在法国天主教家庭，在接受神学和法学教育的过程中，深受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加上父亲与天主教会关系交恶（最后被开除教籍），后来成为一位奋力改革教会的新教徒。不过让他与天主教正式撇清关系的，则源于一桩宗教政治事件。1533年他的好友在巴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引述路德和伊拉斯姆的话语，发表因信称义的讲词，于是引来一场风声鹤唳的迫害。加尔文被认为是这份讲稿的始作俑者，为了逃避追捕，隔年便离开法国逃亡到瑞士巴塞尔，正式与天主教会决裂。
在巴塞尔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借着与瑞士宗教改革家接触和讨论，他的神学思想逐渐成形，而在1536年出版了知名著作《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1]。这本将基督教信仰系统化的著作，是创建新教正统的重要基石。往后他不断扩充、改版，到了1560年的基督教教义，已经从原先的6章扩充到80章。
同年，他打算前往法国史特拉斯堡避难，但途经瑞士日内瓦时，却因朋友的强制劝说，临时决定留下来为日内瓦的宗教改革效力。不幸的是，改革第一回合并不成功。加尔文强制将宗教信仰结合到政治体制的手段（例如严格监督市民生活、拒绝承认基督教信条者便丧失公民资格等），引发民众强烈的反弹，两年后（1538年）他们双双被逐出日内瓦，加尔文便到史特拉斯堡继续实践他的理念。
1541年，加尔文在市民的请求下，再度回到日内瓦。这回市议会接受他所拟定的《教会法规》（Ecclesiastical Ordinance），于是他开始发挥组织的才能，不但演讲写作、创立学校、进行教理问答的训练，也实施四职制的教会管理系统。他将教会中的职分区分为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其中牧师专职讲道和主持圣礼、教师讲授神学、长老监督管理教友，执事则处理教会事务照顾贫弱；这个制度成为日后长老会体制的雏型[2]。在加尔文的严格控管下，日内瓦成了一个圣洁的模范城市，不但是各地新教徒的避难所，还是他们眼中的新耶路撒冷；《教会法规》则不仅仅成为日内瓦神权政治的主要框架，也成了往后加尔文教派的特色来源。
然而，为了维持这个城市的圣洁和教会的合一，加尔文对于铲除异己毫不手软。他先后将一些与他在教义上观点相左的人士驱逐出境、斩首、监禁，最惨烈的例子则发生在一位西班牙裔的医生身上，他不认同三位一体教义，并散布反对三一神观的著作，最后在日内瓦市议会以及邻近城市的决议下，在1553年将他活活烧死。
加尔文将毕生心力都投注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一直到1564年逝世为止。他做出了许多别具特色的事情，除了施行上述的神权政治，其系统化的著作、高度组织的教会以及教育机构的创设，都为日后加尔文主义散布至法国、荷兰、英格兰、苏格兰、美国等地，提供重要的助力。
加尔文主义的扩展
如果说建构路德神学的出发点在于“我如何才能找到慈爱的神？”加尔文的出发点则是“如何让神权统治普及万民？”因此加尔文主义在宣教上便连带地表现出一种积极、不屈不挠、富于战斗的性格，至死方休。加上加尔文在组织管理上的天份、教育机构上的耕耘，改革宗在欧洲迅速扩展。至于当时在法国、荷兰、英格兰、苏格兰等地的宗教战争，可说都是受到加尔文主义的激励。
改革宗在欧洲的传播，可大致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瑞士、法国、荷兰、德国，以《海德堡要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3]为标准教义；而另一条则是苏格兰和英格兰，以《韦斯敏斯德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4]为基本信条。
1549年，慈运理的追随者同意加尔文在圣餐礼上的主张之后，便为加尔文主义在瑞士的扩展开了一条大道。今日的瑞士，大约有一半的人口仍属于改革宗，日内瓦大学便是由加尔文创建的。
至于德国，当时加尔文主义在西南部的巴拉丁纳区（Palatinate）也曾拥有偌大的影响力，海德堡大学亦在那数十年间成为其大本营；1562年出版的《海德堡教理问答》便出自该大学教授的手笔，并成为德国改革宗教会的信条，且大大影响了波兰、匈牙利、莫拉维亚等地的改革宗教会。不过几经波折，目前德国的新教徒人口仍以路德的信义宗为多数。
加尔文主义者到了法国称为胡格诺教徒（Huguenot），他们一开始受到很大的迫害，并在1562～1598年间与固守天主教的法国皇室爆发了八场宗教战争，遭到杀戮的胡格诺教徒难以计数。虽然1598年的南特诏书（Edict of Nantes）容许宗教自由，但到了1685年诏书被废、迫害再起，数十万胡格诺教徒因此逃往荷兰、瑞士、美国、英格兰和普鲁士。一直到1787年，胡格诺教徒才获得合法的保障，不过至今法国最大的势力仍非天主教莫属。
自从荷王威廉欧兰治在1573年成为加尔文主义信徒，改革宗便在荷兰日益壮大，并成立了荷兰改革宗（Dutch Reformed Church），目前荷兰有大约40%的人口仍是改革宗信徒。1575年成立的莱登大学，也是依据加尔文主义的精神所创建的。
在十七世纪荷兰向外扩张时期，荷兰改革宗亦随着殖民的浪潮分别传到北美洲以及亚洲。随着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殖民扩张，荷兰改革宗信徒主要在美国纽约州落脚。到了1776年美国独立，他们便脱离荷兰母会，直到19世纪末才正式更名为美国改革宗。
此时，有另一批传教士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到台湾。1627年，第一位荷兰改革宗牧师踏上台湾，在台南新港（今台南县新市乡）向平埔族展开传教和教育事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于以罗马拼音创造了新港文字、设立学校、兴建教堂，并以新港语讲授基督教教义、翻译部分的圣经、海德堡要理问答、十诫等，甚至准备在麻豆开设神学院。只可惜，随着郑成功来台、荷兰人被驱逐出境之后，第一批传教士的工作成果便烟消云散。直到200多年后，苏格兰的长老会牧师到台湾传教，改革宗才再度对台湾产生影响。
除了在欧洲大陆的传播，改革宗思想亦跨越了英吉利海峡来到英伦三岛。十六世纪中叶，在诺克斯（John Knox）将加尔文主义带到苏格兰之后，宗教改革便挟带着一种强烈的战斗性格如火如荼地展开，也为苏格兰带来往后100年动荡不安的内战和迫害。1560年，在苏格兰女王的妥协下，他们签订了《苏格兰信仰宣言》（Scottish Confession），宣称以改革宗为国教，并依据加尔文主义的精神，成立了长老教会，但英国的宗教立场，仍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拉锯而摇摆不定。最后在1647年，他们制定了《韦斯敏斯德信条》和大、小教理问答，成为加尔文正统信条，当时英国还曾以长老会为国教。
到了1842年，苏格兰长老教会有近500名牧师和众多长老，抗议教会制度已不合乎加尔文信仰精神，离开了原有的教会，另组“苏格兰自由教会”，它就是台湾基督长老会南部教会的母会；该会于1865年由马雅各长老传到台南、高雄。至于1872年由马偕传到淡水的，则是苏格兰长老教会传到北美洲之后成立的“加拿大长老会”，它就是台湾北部长老会的母会。目前英国最大的宗教势力是圣公会。
加尔文主义的神学
加尔文与路德一样，因强调圣经的重要性而塑造出新教的特色。在史特拉斯堡那三年，他撰写了许多圣经注释，因为对他来说，圣经是人认识神的唯一方式，也是他建构神学的主要基础；至于圣灵，则能将隐藏在经文中的真理彰显出来。一如上所述，“如何让神权统治普及万民”是加尔文所关怀的重点，因此在“神的主权”的最高指导原则之下，“预定论”（predestination）于焉成形。
“预定”就是“预先决定”（pre～determine）的意思，也就是事先知道终点（destination）。加尔文预定论的特点在于“双重预定”：一个人的最终结局是永生或沉沦，都来自神的预定和意愿；也就是说，在神永远的计划之中，祂已经凭自己的旨意，定下每一个人的终局，有些人预定获得永生，有些人则预定灭亡。这与路德和慈运理所主张的有所不同：人的永生是基于神恩典的预定，至于沉沦，则是基于公义原则的必然结果，并非来自神的预定、也非神的意愿。
对于预定论的解释，到了十六、七世纪在改革宗内部出现了不同说法，争议的症结来自于荷兰莱登大学神学家亚米纽斯（Jacob Arminius）。加尔文主义者以神的主权为最高原则来决定人的终局[5]，亚米纽斯则给人的自由意志较多空间，认为个人的自由意志应该有份于他的最终命运。为了解决争议，1618～1619年在荷兰多德特克举行的宗教会议[6]，除了判定亚米纽斯主义为错误之外，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点也相应而生：全然堕落（total depravity）、无条件的拣选（unconditional election）、有限的救赎（limited atonement）、无法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ility of grace）、圣徒的坚忍（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这五点很好记，它们英文的前缀连起来就是TULIP（郁金香）。
预定论者认为，由于罪的败坏，人类对于救恩完全无能为力，不可能因行善或对神产生主动的信心而蒙拣选，因此，救恩是神无条件的拣选。在此情况下，祂只拣选出某一部分的人，而被拣选的人无法拒绝这份恩典，也就是说，神的拣选能够让圣徒坚忍不拔、永蒙保守、保证得救。
相对于此，亚米纽斯主义者则认为，人并未全然败坏，他可以回应也有能力拒绝神的恩典，而神愿意万人得救，因此对所有的人发出呼召，以信心回应并持守下去的人，最终才会得救；拒绝恩典或是没有坚守下去的人，最后便会沉沦。换句话说，加尔文主义者主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救恩的保障是基于神的拣选与保守，且蒙拣选者有得救的确据；而亚米纽斯则认为，信徒若不坚信，就可能从救恩中失落，且信徒在今生不可能预知自己是否得救，亦不认为有得救的确据。
虽然加尔文主义在这次会议中获胜，但我们得知，不论是哪个阵营，都有圣经的根据[7]。多特会议之后，亚米纽斯被逐出改革宗，但他却影响了100多年后卫斯理（John Wesley）所创立的卫理公会。因此目前基督教界对预定与救赎的看法，两边阵营仍大有人在。
另一项较广为人知的争论，是关于圣餐礼的教义。到底祝谢后的饼和杯，和祝谢之前有何不同？它是像天主教所说的，虽然饼和杯的形式不变，但是本质已经转化为基督的肉和血（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还是像路德所认为，饼和杯虽然没有发生物质上的改变，但是耶稣的肉身和血已经借着祝谢而真实临在（同质说，consubstantiation）？还是如慈运理所说，饼与杯只是象征基督的同在，用来纪念祂的受难、而不具有物质和属灵上的联系（纪念说，commemoration）？
加尔文提出的第四种看法“属灵同在说”（receptionism），则介于路德和慈运理之间，主张透过圣餐，信徒和基督能产生属灵上的联系，但耶稣的肉身并未临在饼和杯之中。因为在人性方面，耶稣的肉身与我们的肉身没有两样，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不可能临在于祝谢过的饼和杯中，而是应该在天上，因此“天离地有多远，祂[的肉身]在空间上就离我们有多远”。但另一方面，如果饼和杯是象征的话，那么象征本身应该和象征所指涉的对象有所联系。由于耶稣的神性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所以当信徒以信心回应神的应许时，便能借着灵里领受到祂实质（肉身）的同在、滋养我们的灵魂，进而与有形和无形的教会[8]，同归于主里分享属灵的团契。
除了预定论和圣餐的教义，加尔文在教会论以及成圣、称义，都有其独到的论述，因篇幅的关系无法一一介绍。
结语
加尔文系统化地整理出基督教教义，在新教正统的创建上贡献良多；此外，由于他在组织上的才能、对教育的重视，加尔文主义能够历久不衰；在荷兰落脚的成了荷兰改革宗，在苏格兰生根的则成了长老会。他嫉恶如仇、追求圣洁的个性，除了展现在他当时处置异己的方式，也透过他的神学感染到往后的传教事业，展现出积极的战斗性格。在重视多元文化、鼓励宗教对话的今天，我们或许会对于他（及其后进）那种强烈敌我分明、非白即黑的执着感到惊讶；不过在新教刚从天主教脱离、亟需创建自我定位的十六世纪，或许正是这种毫不妥协态度才让改革宗的思想保存了下来。
只是，在回顾基督教发展轨迹的同时，我们或许也可以想想，这种敌我分明、为真理奋斗的战斗精神，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才是合适的？护卫真理可以无限上纲到流血杀人的地步吗？在今日的社会，我们又该用何种方式来坚持真理呢？这或许是加尔文抛给我们的一个难题吧！
参考网站
长老教会淡水教会，http：//mackay.com.tw/index.htm
中国基督教书刊，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com.cn/
美国改革宗网站，http：//www.rca.org/index.html
台湾海外网，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1/52.htm
参考书目
1.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2nd ed. MI： Gale Farmington Hills， 2003.
2. Eliade， Mircea （ed.）.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Edinburgh： Clark， 1908～26.
3. Hillerbrand， Hans J.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Reformati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Hillerbrand， Hans J. （ed.）. Encyclopedia of Protestantism. London： Routledge， 2003.
5. Iserloh， Erwin et al. History of the Church， Vol. V. London： Burns & Oates， 1980.
6. 《基督教豫定论》，Loraine Boettner着，赵中辉译，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75。现有全文上网，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com.cn/predestination/
[1] 其实它一开始是本护教著作，题献给对新教徒不友善的法王法兰西一世，为当时新教徒一些激烈的反天主教行为辩护。中文版由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
[2] 在这四种职务分级中，牧师和长老很自然地会成为教会最重要的职分，因为前者在台上宣讲信息，后者便在生活中监督信徒的道德生活。牧师（pastor）和长老（elder）都属于长老职分（presbyter）。后来的长老会，便是主张全体信徒应共同参与教会行政权，按民主共和由全体信徒选出“长老”，以代议制度来治理教会。
[3] 全文：http：//www.reformed.com.tw/book.htm
[4] 该信条的小要理问答全文：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CreedsConfessions/swc/index.htm
[5] 预定论者内部也有不同的主张，其中一派是“堕落前预定论”（supralapsarianism），认为神在人类堕落前，便已经决定每个人的最终命运；另一派则是“堕落后预定论”（infralapsarianism），认为神允许人堕落在先，尔后才从注定灭亡的人群中拣选出一些人得救。
[6] 这次会议制定了《多特信经》（Canons of the Synod of Dordt），与1563年制定的《比利时信条》（Belgic Confession）、《海德堡要理问答》，一同形成荷兰改革宗的基本信仰基础。
[7]支持预定论的圣经经文包括“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11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祂旨意所预定的。”支持亚米纽斯主义的则有“祂愿意万人得救”。
[8] 加尔文认为，圣经中以“有形”和“无形”两种方式在描述教会。无形的教会是神眼中的真教会，指着自古至今、从现在到未来，所有蒙拣选并藉圣灵成圣的信徒；有形的教会是指散布在各地的一群人，这些人相信耶稣基督，借由洗礼和圣餐与祂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