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陈祥｜圣灵月刊346期-2006.07｜主题／亚当遇见夏娃
引言
十八世纪科学家所创建的“知识论”是现代科学的基础，也是人们在探索、理解、诠释各种自然界现象时的利器。科学家从知识论中创建出对于自然界各种现象的基本假设：
‧自然界是有秩序的。 ‧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是可以被理解的。 ‧自然界所观察到的各种现象都有其发生的自然原因。 ‧自然界发生的所有事件都有肇因，不会无故发生，也都可用逻辑加以解释。 ‧科学家现在未必能够找到事件的肇因，但确信一定有其肇因存在。
因此，科学家在面对自然界的疑难时，所禀持的坚定信念就是：“真理是客观存在的”。
科学家只要利用合适的方法与步骤，就一定可以理解真理的本质，从反复的验证中可以得知真理，而任何一件发生的自然现象都可以透过逻辑、透过方法来加以解释。
科学在宗教信仰的场域中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宗教信仰与科学信仰两者并不兼容；前者讲究个人化的主观体验，后者追求反复客观的验证。
而本专栏所要做的，并非是用科学来验证信仰，而是要透过理解科学的方法与步骤，来佐证与发现宗教信仰中的现象；也就是信仰中的现象存在是基本命题，作者并不站在质疑或对抗的立场，而仅止于使用科学信念来理解、发现与增强我们的信仰。
很久以前西方的传教士一度到衣索匹亚偏远的小村落进行短暂传教，离开时留下几本新约福音书；多年后传教士重返故地，发现当地不仅创建了一座兴旺的教会，而且整个村落都成了基督徒。
更让传教士惊讶的是，《新约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迹奇事竟然天天在这些居民间出现。为甚么会这样呢？因为从来没有传教士跟这些纯朴的衣索匹亚村民说，“《新约圣经》中的神迹奇事不会是真的。”
这些村民因为单纯相信《新约圣经》中的记载，自始至终毫无怀疑，因此神迹奇事也就常常出现在他们身上了。为甚么今天的神迹奇事渐渐地减少了？是不是我们慢慢地不再相信祷告的功效了呢？
一.科学家评估代祷的功效
科学与宗教真正分道扬镳要回溯自十八世纪西方世界的启蒙时代才开始。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这两百多年间，科学界认为基督教的代祷是一种“非”科学所能置喙的领域，因此很少出现有关宗教的科学研究，不仅这类非科学的研究常受鄙视，此外也很难建构出强而有效的研究架构。
但大约从1960年代开始到1990年间，医疗学术研究期刊开始散见此类研究，学者试图找出基督教的“代祷行为”能否带来正面医疗效果（the rapeutic effects of intercessory prayer），并将之视为是非正统医疗的“另类疗法”研究。
这些研究报告中，一大部分证明代祷行为能够产生正面医疗效果，一小部分则指出代祷对于医疗没有显著影响。
代祷可以说是基督教跨教派共同的行为；基督徒不仅会为自己的疑难而祷告，也会为别人的疑难而彼此代祷。
《圣经》中记载不少情词恳切、卓具功效的代祷案例（参：；；等），因此基督徒相信，同心虔诚的代祷必蒙垂听，因为经上记着，“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就是他们无论向父求什么都必得着。”（、26，十五16）
科学家为了探索代祷功效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基本上都符合科学研究讲求的严谨、信度与效度，例如随机抽样、随机指派、双盲设计、样本数量大、操作严谨、外生变异控制妥当等等。虽然偶而会遭受批评，但多数的论文基本上都禁得起学术严格的检验。1
二.探索代祷功效之研究设计
综观此类对于代祷效果的学术性研究，有着被科学界普遍接受的研究设计典型。
2在一个典型的代祷功效研究上，“依变项”就是“代祷功效”，因为是量化研究，因而“代祷功效”这种模糊、不精确，难以衡量的陈述，就必须“操作化”成类似“缩减病患住院的天数”、“减少因感染而使用抗生素的使用量”等可用算术衡量比较的指针。
在“自变项”上则是“代祷”，在研究过程中透过代祷，祈求神来介入医生与病人间的医疗行为，进而让病人的病情因为代祷而朝正向发展。
至于参与研究的“样本”──病患，通常都选取患病较重、医疗危险性较高的病患做为研究对象，例如冠状动脉病患，心脏绕道手术等。为求研究的严谨度与高统计检定力，研究者在一次研究中往往需要数千位病患，因此常须跨区域、跨医院、跨年度进行，动用庞大的人力、物力与研究经费，才能找到足够的相同病情、接受相同医疗行为的患者。
研究主持人随后透过参与研究的各医疗机构医疗人员，取得病患的参与研究同意书，并随机将参与病患分成三组。第一组与第二组的病患都同时被告知“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代祷团体为你代祷”。
但实际上第一组的病患并未安排代祷团体代祷，而第二组的病患则有安排代祷团体代祷。第三组的病患则被告知“将有代祷团体为你代祷”，而实际上也有安排。
这样的设计主要是模拟临床实验的“安慰剂”模式来排除“心理作用”的效果，因为如果第一组与第二组都有类似医疗功效，那多半不是来自于代祷，而是心理作用作祟的缘故。
第二、三组病患的姓名名单与病情会在进行医疗行为（动手术）前夕，被集成传真到当天“轮值”的代祷团体，代祷团体则会在当晚的例行祷告中特别祷告说：“求主让某某某的病情早日康复，并避免并发症出现。”
每次祷告约十五分钟，一般持续十四天，一旦名单上的病患名字被取代后，代祷团体就不再为其代祷。
研究者最后比较三组病患的依变量（代祷效果，如平均住院时间），如果被代祷组的平均数比未被代祷组来得少，且差异在统计上达到显著，则相对证明除非是因概率造成，否则就表示代祷具有功效。
三.尚有许多影响代祷功效的未知变量
当著名的国际学术期刊出现“代祷行为之医疗效果评估”的研究报告，且一再出现具备疗效的研究结果时，是否意谓科学界开始承认神的存在，且还会聆听代祷呢？
其实这些论文并没有碰触神是否存在的议题，也没有讨论代祷行为“为什么”与“如何”产生医疗功效，反而仅仅单纯陈述“当有人在医疗机构以外，心存让病人康复念头，并念出病人姓名，会使病人的冠状动脉病情趋于稳定”云云。
这些查看宗教行为的科学研究，仅限于“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对于代祷行为透过何种机制来产生医疗效果则只字未提，科学家的努力仅止于证明其有效，而不在于解释为何有效。
而研究者在科学研究中往往希望能够掌控所有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变因，如此研究结果将更为可信。但在典型的代祷功效研究中，最大的变量却是超越在科学实验之上的神。
因为代祷的对象是神，是否具备功效的裁决也在于神，但假若神根本不想参与人的研究，那么实验再怎么精密、严谨，科学家也永远得不到答案。
再加上前述的典型代祷研究设计，其实尚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例如，因为那些没有被安排代祷的病患，难道他们的亲朋好友不会为他们代祷吗？研究者无法禁止任何人为这些原本被控制为不应该得到任何代祷协助的病患得到代祷。
此外，研究过程长达数年，研究中被安排的代祷团体，是不是真的能数年如一日，在无人在旁监督下如期、用心地代祷？再加上代祷团体与被代祷者彼此无关连，代祷名单时时更换，此种例行公事的代祷是否足够虔诚与同心，也令人起疑。
而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科学家对于代祷的“运作机制”的了解则是一片空白，因而衍生更多无法控制的变因。例如，代祷者与被代祷者间熟识与否会不会影响代祷结果？
多对一的代祷是不是比一对一的代祷来得有效？代祷的长度、频率会不会有影响？在教堂代祷会不会比在家中代祷好？早上代祷会不会比晚上好？聚在一起代祷会不会比分散开好？代祷者的信心、虔诚度会不会有影响？影响有多大？
代祷的对象如果不是基督徒时还会有效吗？如果被代祷者自己不相信代祷，或其家属有干扰的行为（如作法、念咒、烧香拜拜等），会不会有负面影响？流泪代祷比不流泪代祷更有效吗？
对于讲求反复验证的科学家而言，一一对于这些可能影响结果的变量加以检验，似乎是取得客观答案的唯一方法，然而要真正了解所有的变量，事实上不切实际。
Leibovici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BMJ）的“遥控之时光回溯”（remote, retroactive）代祷效果研究，3其所探讨的变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代祷──更是超乎科学家能够解释与想像的范围。
四.对于代祷行为的验证研究该有的认知
在可见的未来，代祷功效的研究还会持续进行，正反答案也会不断出现，但不管最终的答案为何（很可能根本没有最终答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要怎样去面对代祷功效的研究，还是需要一些心态的调整：
1.我们对神的信仰应是出于全然的信心，而不应该借助于可看、可握的证据。当这些属乎科学的证据能够巩固我们的信仰时，我们当加以印证而接受。
但当证据不利于信仰时，我们则应回归《圣经》的教导，将不利信仰的证据视为是神对我们的考验，因为神要我们对祂的仰望是凭信不凭眼见，神的奥秘不是现代科学所能理解，神的奥秘仍然有待科学家去发现。
2.我们在教会中常常为人代祷，可是我们却很少去探讨怎样的代祷最容易蒙神垂听，最容易产生功效。当我们的代祷没有功效时，我们最初的反射性想法多半是：“神必定有祂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
于是我们习惯性将祷告缺乏效果的原因推拖给“神的旨意”，而不再反求诸己。难道代祷的人没有应该检讨的地方吗？代祷没有功效，会不会是代祷者不够虔诚、不够用心、祷告长度与频率不足？或是代祷者彼此不够同心？
如果科学家对于代祷的研究能给我们一些启示（目前已有研究发现，代祷的功效跟代祷频率、时间有关），对于我们代祷时的心态调整应该不无帮助才对。
3.目前所进行过的代祷功效研究，研究中的代祷者都来自于基督教的主流教派，其中并没有被归属于灵恩派的非主流教会参与（如五旬节教派），而传统上主流教派并不追求也不使用灵言祷告，因此他们在担任研究中的代祷角色时，仅会在代祷时以口念出（said）被代祷者的姓名，不会也不使用灵言祈求。
我们不能否定悟性祷告也能蒙神垂听，但中指出，用灵言祷告是圣灵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而悟性祷告比较是属于造就人、感动人的祷告。
从这个观点来看，代祷研究中如果透过灵言祷告，让圣灵依照神的旨意来祈求，或许会更有效果也说不定。
就像本文在起头时所提到的衣索匹亚的例子，信仰如果不受到污染，只要有单纯的信心，主必成全。如果我们代祷时有全然的信心，就一定会有功效；如果代祷者对于神没信心，我想再怎么努力，功效也一定有限。
跟几十年前相比，教会中神迹奇事显然愈来愈少见，我们也常常代祷愈来愈无力，其实并不是神不再垂听，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愈来愈相信科学的实验，而愈来愈不相信信仰中的体验；没有了信心，代祷也就没有了功效。
注： 1.由韩国学者Cha领衔发表的“代祷使试管婴儿成功率增加一倍”后来被指为造假。该文可参见Cha et al. Does Prayer Influence the Success of 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 Report of a Masked, Randomized Trial. Journal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2001: 48（9）: 781-787.
2.代祷研究的方法设计细节可参考Dusek, et al.. Study of the The rapeutic Effects of Intercessory Prayer（STEP）: Study design and research methods. American Heart Journal.2002: 578-584.
3.Leibovici的研究细节可参考Leibovici, L. Effects of remote, retroactive intercessory prayer on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bloodstream infection: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BMJ 2001; 323: 1450-1451.
Leibovici的“遥控之时光回溯”代祷效果研究
Leibovici在以色列医院所进行的“遥控”、“回溯式”代祷功效研究大概是所有类似研究中最特殊的一个。
研究的基本假设认为，神未必跟人一样受限于“线性”时间的场域，因此如果代祷的对象是发生在过去，而不是现在，应该也会产生功效。
研究的设计与典型代祷研究类似，最大的差别是研究的代祷是在2000年采用回溯式进行（对于发生在过去的事件代祷），代祷的对象是在1990-1996年因血液感染而住院的3393位病患，代祷者则在公元2000年针对随机抽取的一半病患代祷，研究者再查看被代祷组与未被代祷组病患间在住院时间长短与发烧时间长短的差别。
研究结果显示，被代祷组的病患在住院时间与发烧时间都显著比未被代祷组的病患来得短。这个很有创意也很有争议的研究显示，在5-10年后的回溯式代祷，对发生在过去的事件还是有功效，也意谓神的能力不被线性的时间所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