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谢顺道｜圣灵月刊307期-2003.04｜主题／老无老-老年生活结果多
2003年元月17日凌晨5点20分，世界各地的同灵所敬爱的杨约翰长老，在美国南加州尔湾（lrvine）家里安息于主耶稣怀里，享年83岁。从今以后，我们既不能再聆听他的训诲，也不能再见到他的尊容了；除非等到主基督再临，众圣徒都被接回天家那日（）。
圣经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回顾杨长老的一生，确实留下了非常佳美的脚踪，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并且立志跟随他。兹将笔者所知道的几件事叙述于下，借以向杨长老表示最大的敬意，并愿主记念他的事奉精神。阿们！
一、杨长老给予我的影响
将近半世纪以来，在我事奉主的生涯中，由一无所知而略知一二，从徬徨到确定方向，杨长老给予我的影响，的确是深远的。兹枚举数项如下：
1.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1954年9月1日，我就读于台湾省会（1956年5月起，改称为台湾总会）创设的神学班，接受为期一年的神学训练。那时候为我们授课的老师共有七位，其中杨长老所担任的课最多；在我的印象中，我从他所领受的教益也比其他几位老师更多。
转瞬间一年就过去了，所学到的虽然不多，却为我以后永无止境的学习打了一个很扎实的基础。最近这几年，在查考或诠释圣经上的真理之时，我偶尔会想到：当初若没有杨长老的启蒙，今日我怎能完成十几本著作呢？
在上课中，我发现杨长老授课的特色是：客观、严谨、深入，并且多角性地思考各项问题，甚至连一些细节都不疏忽。尤其是在诠释圣经上某项真理的时候，他必引证相关的多处经文，使他的见解更具说服力，并使学生茅塞顿开，而得以领悟更丰富、更有深度的真理。
他曾说：“‘以经解经’这种解经方法，乃始自本会的老前辈郭多马长老，如今已经成为本会的‘传统解经法’了。”杨长老这种思考的模式，以及他奉为圭臬的“以经解经”的解经方法，对我几十年来所做的圣工，包括对外布道、对内造就、传授神学课程和著作等，都有莫大的帮助。
2.他使我确定事奉方向
保罗曾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这句话表示，传道人不过是神所用的仆人而已，他当尽的本分便是做自己该做的事（）；至于各人的工作成果如何，则完全在乎神的主权之决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传道人应该认识清楚自己有什么恩赐？主耶稣要我做什么？然后，为自己确定终身的事奉方向，并且全力以赴，死而后已！
保罗蒙主选召的时候，求问主的第一句话是：“主啊！我当做什么？”主便差遣亚拿尼亚来向他传达，主所托付的任务说：“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祂作见证。”（）。后来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象外，看见主向他说：“你去罢！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
至此保罗已经明白，主所以要选召他，就是要他“为外邦人作使徒”（）。终身的事奉方向既然确定，保罗便遵从主的吩咐，“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直到“再没有可传的地方”，方肯罢休（、23）。甚至面临丧命的危险，也绝对不退缩；为的是要行完他当行的路程，达成主所托付的任务（）。
1951年，《国语日报》的副刊开辟一个园地，叫“七百字故事”。我投寄了十几篇故事，都被录用。1954年9月1日，我就读于“神学班”之后，为了补贴一点家用，每当做完了功课，我都会抽出一些时间，继续写“七百字故事”。有一天，我正在写故事的时候，忽然发现杨长老站在我的背后，默默地欣赏我的杰作！我一时心慌，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于是杨长老以同情的语气提醒我说：“传道人是不可以赚外快的。”接着，他又说：“如果你对写作有兴趣，不妨写一些学习圣经的心得，投给《圣灵报》发表吧！”由于杨长老的鼓励，加上骤然涌起的使命感，从那一天起，我便决心不再写“七百字故事”，而开始试写学习圣经的心得了。
我投给《圣灵报》的第一篇文章是〈器皿〉，幸而被录用，刊登于1955年5月号。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鼓励，不但使我产生信心，而且越发增强我为“文宣”献上身心的使命感。之后，几乎每个月我都会写一篇，有时候写二篇，投给《圣灵报》发表；虽然驻牧台中教会的工作很忙，但我仍然拨冗勤于写稿，而乐在其中。
1957年1月14日，总会举开第一届第三次负责人会议时，讨论提案丑号案的案题是：“圣灵报助理员采用案。”议决：“46年度（1957年）起，任谢传道为圣灵报助理员，兼任台中教会布道工作（笔者按：可能是“传道工作”之笔误）。”提案人是林悟真长老。
1959年9月29日，总会举开第二届第八次负责人会议时，讨论提案戊号案的案题是：“任命谢东璧为报务组专任助理员案。”议决：“自十月一日任命之。”提案人是杨约翰长老。
驻牧台中教会那一段期间，林悟真长老与我在同一个寝室住宿了几年。林长老所担任的职务是，报务组组负责、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圣灵报》的主编等。每逢开完了编审会，如果稿件不足，林长老便吩咐我说：“稿子不够，限你明天交出一篇！”而我总是义不容辞，一口就答应。当然，我必须彻夜赶写，天亮才能如约交卷。
现在回想往事，林悟真长老之所以要提案，推荐我担任圣灵报助理员，乃希望我多费一点时间，协助他所推行的报务工作。两年后，杨约翰长老之所以要提出同样的案题，任命我为报务组专任助理员，则希望我能全心、全意、全力协助一切报务事宜，而无须再为驻牧教会分心。
四十多年来，在事奉主的诸多圣工之中，我之所以甘心乐意为“文宣”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乃因承蒙两位老前辈林长老和杨长老的错爱，先后向总会负责人会推荐我加入文宣行列，加上不断涌起的使命感之缘故（）。
更重要的是，1955年3月间，杨长老所给予我的鼓励：“如果你对写作有兴趣，不妨写一些学习圣经的心得，投给《圣灵报》发表吧！”因为这句鼓励的话，不但使我有勇气踏出了“文宣”的第一步，而且使我愈看愈清楚自己当做的事，因而确定了我终身的事奉方向；没有想到，杨长老在四十多年前对我所说那句话，竟然成为我事奉主的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而使我没齿不忘。
3.他带我走遍香港和东南亚
1973年10月19日起，杨长老带我走遍香港和东南亚，在各地教会举开灵恩布道会、特别聚会、查经聚会、宗教教育教员讲习会、青年灵修会、神学会，以及圣经讲习会等，1974年5月8日返国，来回一趟共计200天。在这段期间，蒙神施恩，受浸人数累计147人，受圣灵人数累计228人。感谢主！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起的事项，有下列三件：
第一是，自1973年11月20日至12月16日，在新加坡教会举开印度暨星马教区“第一届神学会”，为期27天。正式学员一共80人，来自四个地区。其中，新加坡16人，马来亚联邦44人，沙巴州14人，印度6人。旁听37人，多数是新加坡教会的同灵。
来自外地的学员，旅费自付。学员的职业，有公务人员，有农夫，也有实业家。为了学习真理，预备多做一点圣工，他们不但付出不少旅费，而且暂时撇下世上重要的工作，其热情实在令人感动。
最重要的是，对星马教区的同灵来说，这次“神学会”竟然成为他们对圣经上的真理，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学习之开端。于是马星总会便将这种神学训练定为每年必举开的例行盛事，并将“神学会”改称为“短期神学训练班”了。时间固定在学校的假期（12月间），受训期间约一个月，学员则以中学生和大专生为主要对象。
1980年代，我受联合总会差派，前往新加坡去为神学生授课的时候，当地一位传道同工告诉我说：“当今在马星地区被按立为执事、担任教会负责人或宗教教育教员，以及协助各种圣工的同灵，几乎都是结业于‘短期神学训练班’的学员。
如果1973年杨约翰长老没有来新加坡开办‘神学会’，改称为‘短期神学训练班’之后，又经常来传授神学课程，怎么能培育出这么多各阶层的圣工人员呢？不但如此，一般同灵的信仰根基，怎么会日益稳固呢？”
第二是，杨长老全心、全意、全力，始终如一的工作精神。自1973年首次出国开始，受联合总会差派，我曾有几次机会跟随杨长老，前往香港和东南亚各地去举开灵恩布道会、圣经讲习会、宗教教育教员讲习会、神学训练、圣工人员进修会，以及青年灵修会等。每天授课最少五节，最多八节（包括晚间崇拜聚会）。有时候我和杨长老为同一班轮流授课，有时候则二人分别在两个地区各带领一班授课。
据我所知，杨长老的健康状态并不怎么好，尤其是他的气管有老毛病，在授课或讲道时，常常会咳嗽。然而，他却凭着坚毅的意志、对工作的热诚，克服了生理上的缺陷！
1986年，他从美国回来，正在为神学生授课的时候，可能是操劳过度，体力透支，而突然“休克”（shock）；但清醒过来之后，休息一会儿，还是继续讲课！这种对分内的工作负责到底的精神，让在座的神学生既感激，又不忍，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他每次出国期间，通常都超过三个月，走遍香港和东南亚各地；1973年10月间，我第一次跟随他出国，来回一趟200天，已经向他领教过个中滋味了。他曾告诉我说：“这样安排，既可为联合总会节省旅费，又可走遍更多地区，举办更多训练工作。
如此一举多得，我们辛苦一点儿，岂不是很值得吗？”他又说：“传道人固然也需要看顾家庭，这是一种责任。但看顾家庭与为教会工作的比率，应该是前者占30%，后者占70%，这样才对得起主。”对杨长老后面这句话，我所了解的是：“传道人对家庭的看顾之不足，就求神来弥补吧！”
今日在世界各地为主效劳的传道同工，如果都能效法杨长老这种费时、费心、费力，贯彻始终的工作精神，则二十一世纪的真教会之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是主的应许，信实的主必定会兑现的（）。
第三是，杨长老原先在台湾总会所担任的职务是学务组组负责，改制后称为教育处处负责；后来担任教务组组负责，改制后称为宣牧处处负责。这些职务都非常繁忙，尤其那是处于只有组负责而没有组员，即“有将无兵”的时代；但他却常常暂时搁置台湾总会的工作，拨冗去协助香港和东南亚各地教会的圣工。
后来，出国的次数愈来愈多，工作日益繁重，实在忙不过来，他才把教务组组负责的职务交给我（1980年3月），以便为国外的圣工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了。
他的想法是：台湾总会许多重要工作固然需要他策划和推行，但国外许多地区的各种圣工，尤其是神学训练的工作，却更需要他去协助。正如马来亚联邦有一位执事曾经对我说过的：“你们说：‘台湾的教会数太多，几十位传道者也不够用，怎么能多派几位传道来这里工作呢？’但我们马来亚联邦却连一个专职传道都没有！”原来，既往有一段颇长的时期，马来亚联邦确实没有专职传道。
如今想来，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前后20多年的岁月，若不是杨长老不遗余力、艰苦备尝，走遍香港和东南亚各地去举开灵恩布道会、各种讲习会，以及神学训练等，则今日那些地区的同灵之信仰，也许仍然停留在几十年前的状态吧？毕竟神学训练与教会的增长息息相关，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啊！
4.他给我留下了好榜样
杨长老在24岁那一年，所患的肺结核病已经到了末期，回天乏术。他便写了遗书，连储金簿的存款要如何处理都交代好，就准备要等候那最后一刻之来临了。有一天，正在看圣经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于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一段经文，并且反复思想。他顿然领悟，这是主的恩言！他满心相信：“我必不至于死，我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感谢主！他的重病果然痊愈，可以恢复原来的工作了。
杨长老蒙主怜悯，格外施恩，使他重病霍然而愈，如同从死里复活一般；因此，将主的恩典铭刻在心，立志为主而活（）。将近60年的岁月，足迹遍及世界许多地区，到处传扬主耶稣的福音，积极地抢救灵魂；并且竭力培植各种工人，使各地教会得以不断地增长，数十年如一日。因为他知道主所以要让他存活，就是要他传扬神的作为。
十几年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向杨长老提起，他重病得到医治那段过程。他问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回答他说：“我听过您的见证啊。”我本来想接下去说：“您那个见证令我深受感动，使我终生难忘！”只因他没再说什么，我便把要说的话又吞下去了。现在回忆往事，觉得有些话也许不用说出来吧？
1993年7月，我任职台湾神学院院长。1994年9月18日，我依照总会的规定办理退休；同时接受约聘，续任神学院院长。1997年9月底，约聘届满卸任。然而，对我来说，卸任只是不再参与教会行政，并不意味着终止一切工作。所以卸任后，我仍然留在神学院当讲员。有时候也接受各国总会的邀请，出国去协助一些圣工。
更重要的是，我现在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可以专心致力于文宣工作。我之所以要如此“退而不休”，乃因杨约翰长老的见证令我深受感动，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为我作了极好的榜样。
但愿我将来走到人生旅程的终点站，在乐园里见到林悟真长老和杨约翰长老的时候，能无愧地对他们说：“二位老前辈，我没有辜负您们对我的期待吧？”
记得杨长老在讲台上证道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对基督徒来说，谁才算成功者？答案是，惟有能将所信的道持守到底的人，才是真实的成功者！”就这个观点而言，杨长老便是真实的成功者，一个伟大的成功者。因为与保罗一样，他不但守住了所信的道，而且打过了美好的仗，又跑尽了当跑的路，而可以接受主在那日要赐给他的公义的冠冕了（）。 ──下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