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蔡彦仁｜圣灵月刊278期-2000.11｜主题／[青年团契]不要神学要什学？……
引言
真耶稣教会自神选立至今，已逾70余载。从起初的中国北平、天津、华北地区开始奠基发展，广传华中、华南、台湾、南洋，再及邻近的日、韩等国，现在已布及欧、美、非、澳各大洲。就信徒人数而言，早期30年间约达八万人，再经过中国现代政治的高压统治以及最近的海外移民、世界宣道的努力等因素，数目已数十万之谱。
光就时间、地理分布、人数之统计，本会比较其他许多新兴基督教派之发展而言，似乎呈显凌驾之势。但就实际检讨，本会近一、二十年来之扩展，尤其是在世界传道方面，已呈露迟缓停滞状态。此一瓶颈现象，因素错综复杂，非三言两语可概括清楚。笔者不揣浅陋，愿仅就一、教会发展之阶段性；二、当今世界之繁复性；以及三、我们可做的应变之道三方面，做一简单分析与建议。
一、本会发展之阶段性
解决当今教会开拓与牧养的瓶颈问题，应以了解本会过去发展的各阶段历史特质为始。本会创始之最大特征，在于早期诸位奠基者如张灵生、魏保罗、张巴拿巴等人，主要并非以神学研究契入信仰，而是以经历神启（revelation）的个人经验为出发而创建教会。综观本会初期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如火如荼的圣工现象，更可确定指出本会在着重体验与实践方面，远超过理论式的神学研究。从西方严格的“神学”学术观点而言，本会可说为不具神学理论或神学研究层面的。
这种偏重宗教体验而轻忽神学理论当然有其时代背景因素。首先，就一般新宗教组织之创始而言，其吸引人入教者，大都由其灵异现象（charismatic manifestations），即是信者可观、可感的体验层次伊始。本会就基督教历史之沿革而言，虽是脱胎自新教的五旬节系统，但因圣灵、神迹、特殊教义之明显与强调，遂有别于其他改革运动后的新教派（如路德会、长老会、浸信会等），而以一种“新宗教”（如早期所用“万国更正教”之名即为─明灯）的面貌播传于世。
再者，本会创立之时，正是处于中国千百年来未曾经历之大变局。军阀内战、列强侵略、民族意识抬头等，社会与政治之动乱不安，促使不少人趋往宗教领域寻找慰藉与解脱。加以当时生产力落后，物质条件低劣，神迹、异能更加强其吸收信徒的有利条件。考诸本会早期史实，纵有些许知识界人士和上层社会者加入本会，但一般信徒仍来自于知识、经济水平较低之社会阶层为主。在这种教会信徒组成结构的影响下，趋向实体经验而轻忽神学理论研究更是必然的结果。
上述这种物质、科技落后再加上政治、社会动乱的农业社会环境可说是本会早期得以快速传道、成长的主要外在原因。此一现象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有了急剧的转变。在共产政府的高压统治下，中国大陆的宗教活动受到紧密的箝制，本会发展也受到严重的挫折。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前，我们的信徒不是被捕下狱就是消声匿迹。间有少数人仍保持信仰，但在彼时紧张的环境底下，较具规模的聚会活动并不存在。“文革”后至今，虽然中国政府声明恢复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因着对人民结社的戒惧以及全国各地开放程度的不一，本会在中国大陆仍不可能有计划性或统一性的发展。我们现在比较可确定的消息是，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因为对外国开放政策较为落实，共产政府控制较松，本会的活动因而较为活泼，教会数及信徒数在近来也有显著的增加。
1949年后本会在台湾的发展与大陆迥别。最大的不同在于台湾因有总会机构的存在以统筹、计划、培育与差遣传道人等为主要工作，整体发展较为整齐划一。尤其在七○年代以前，台湾尚处于静态而封闭的农业社会，在较少物欲刺激、引诱的有利环境下，本会的成长颇为迅速。彼时据统计人数约在三万五千人左右，而大多数信徒仍然以中低级层城市居民、农民以及原住民为主。他们入教的原因，还是从个人体验出发，如病得医治、圣灵感动等，较少从圣经神学研究入手。
我们可以把信徒的入教归因于真神的恩典与圣灵的运行、带领，但是人的追求信仰寄托却与外在大环境──政治变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折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回顾本会自创立至1949年的中国大陆时代，以及1949年后至七○年中期的台湾甚或东南亚地区之发展，我们可概略地看出几个明显特点：就历史背景而言，战乱频仍、政治不稳定、物质与科技落后，社会相对地封闭。就信徒背景而言：知识水平较低、信心单纯、有深刻的个人体验。本会在此一历史阶段，因着神迹奇事的彰显与人事组织的适当搭配，为芸芸众生提供一有力的“避难所”，让许多颠沛流离、进退失据的信仰追求者，因入本会而获得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满足。
本会这一稳定而快速的成长期至七○年代中期后，发生了质与量的变化。姑不提“文革”后的中国大陆情况，就台湾与其他海外自由地区而言，一般受影响最剧烈、最直接的，莫过于强势的西方物质与科技文明。台湾自七○年代后，其海岛出口型经济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随之而起的是中、小型企业的蓬勃兴起与中产阶级的形成。岛内人民财富骤然倍增，物质享受也大不同于以前克勤克俭的简单农业社会。八○年代至今，此一惊人的经济发展仍然持续不衰，虽然中经数次全球经济景气低迷影响，但是台湾做为一经济强势地区之示例而言，前景似乎仍然看好。
台湾快速的物质、科技变革也带动了其他领域的改变。首先，因着政治结构的松动，许多信息的传递变得更为活络。再者，因为经济能力的许可，一般人知识水平不断的提高；所谓“知识爆发”已成为台湾一、二十年来耳熟能详的口头禅。经济、知识力量的扩张，带给一般人一种自我肯定，将其视野与生活世界提高至前所未有的境界。另外，七○年代后半期兴起的移民潮流，不仅为岛内过挤的人口提供一出路，也为多少年来封闭的台湾社会，打开了另一新的世界。八○年代后半叶的世界旅游风气──包括往赴对岸的中国大陆──更是提升与强化了此一开放的潮流。
总体说来，本会现在所遭遇的所谓“停滞”、“瓶颈”状态，其实始自上述之新的历史阶段，而其原因也和本时期发生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等各层面变化，有紧密的关系。
笔者认为本会创始以来强调的体验与神迹奇事，有不少人主张此为本会立教之根基，在七○年代中叶后之历史阶段，需做一深刻的反思。诚然不错，做为个人之追求信仰过程而言，此一层面绝不可疏忽；这是人亲自感受神恩、神爱的最有力途径。但是，所谓信仰之追求，往往是相对于生存之大环境而言；没有人可以完全“超脱”现实生活处境而直扣“信仰”的。本会第一阶段的顺利发展，得力于当时之历史条件，这是真神的预备与美意。逢此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是否当审视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且重新评估多年来所传的“道理”（message）是否符合时代人心之需求？笔者坚信神之大能、大爱不变，但其使人认识祂之途径却有千万。身负传布神恩、神旨的教会，是否能对人、神、世界之有机关系认识清楚，并在其中承担积极的引介角色诚为一大严肃课题。
在提出我们应当可行的应变之道以前，我们还得略述当今世界之繁复性，因唯有如此方能更如实地为我们的生存实况做一客观的定位。
二、当今世界之繁复性
今天世界局势变化之急速与复杂，笔者认为科技一日千里之发展，当推为首要因素。因为科技之发达，促使忙碌的经济活动成为可能；也因为科技之发达，导致政治、社会不再可能封闭与孤立。近数年来，中国大陆之开放与东欧、苏联之解体，与此科技之突飞猛进与信息交流之快速、畅通有绝对的关系。突然间，我们今天的生存空间似乎急速缩小，人与人之间，或国与国之间距离拉近，所谓“地球村”（global village）意识正深刻地统御我们的日常生活。今天我们不可能如二、三十年以前般地过着自给自足、遗世独立的生活。区区小岛如台湾，也需要靠热络的“联线”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保持密切交流，以维持她的经贸竞争能力。如此，我们今天正处在人类有史以来生存空间最大也是最小、交通最频繁、人际与国际关系最复杂的时代。
科技之快速发展与生产力之不断提高，导出了今天两个漫衍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世俗化”（secularization）倾向之加速与“多元文化”（cultural pluralism）之人文走向。
产业革命后，生产力的提高为人类带来了福祉，也为人类带来许多负面结果。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忙碌于金钱的追逐与物质享受，可说是最明显的始料未及的结果。以前各宗教传统所强调、珍惜的“神圣”概念和虔敬情操，在今天已逐渐在人们意识中模糊式微。这种精神、宗教层面的丧失，将人化成作纯物欲动物；人不再是具有超越能力、有性灵的“神之子”，而只是奴役于物质的“空洞人”而已。
另一方面，我们在身处“地球村”的今天，也目睹了因人际、种族之繁复交往而产生的多元文化现象。即以台湾地区为例，传统的中国闽南地域文化已受强势的日本、美国通俗文化浸染。这一代的台湾年轻人最熟悉的无过于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此一多元文化现象，衡诸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已工业化国家更是明显。没有人可估计到底有多少不同种族居住在纽约。站在纽约市曼哈顿闹区一个小时，我们可轻易发现有十数种语言在周围响起；在加拿大多伦多，华人、锡克教徒杂处；在英国各大城，印度教徒四处散见；在加州，各类亚洲移民总和已几乎凌驾白种美国人。“多元文化”因此意味着多种价值体系的共存；生存在此一复杂环境的我们，也势必要在容忍、调整、适应中，选择相处之道。
上述两种现象，引发了当今一般人最普遍的两种反应。第一种是，在彻底“世俗化”与“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不少人对传统价值观念──包括宗教信仰，不是抱着否定就是持着怀疑态度。既然自己本身的传统价值已非唯一，而宗教领域也不是绝对的安心立命之所，相对的，甚至虚无的人生哲学因此油然兴起。大致说来，现代所谓“文明社会”的人，大都受此种风气薰陶，从正面角度而言，此种态度意味着容忍、进步、客观。但从另一角度来说，它也代表着玩世的、无所适从式的迷惑。
另外一种对“世俗化”与“多元文化”的反应与前种态度正好相反。它以强调自己传统价值的态度与大环境之泛潮流相抗颉，由此希望固守和延续此一传统之价值。一般人喜欢用“保守”、“反动”等名词形容这种心态。我们环视宗教冲突最剧烈的地区，当可发现皆是此种人生观所导致。比方说，在巴基斯坦的回教徒与印度教皆固执自己的宗教为唯一真理，以致引发彼此之混战、残杀。中东地区的保守犹太教徒（Orthodox Jews）与回教之基要派份子（Islamic fundamentalists）也是因为固执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不能彼此妥协。甚至在工业化的西方如美国，有不少基要派基督徒──如和平而极端的艾美序教徒（Amish），宁可与大环境对恃、隔绝，也不愿牺牲原来的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
很明显地，这两种对现在世界大环境的反应皆不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我们不是毫无原则、随波逐流者，我们也不是固步自封、冥顽不灵的基要派式的信徒。一种中庸持平的宗教观，以持续本会之属灵恩赐为基准，配合大环境中不断演变的客观事实，激发一种活的信仰才是我们应当关心、追求的目标。笔者试就以此一目标为鹄的，提供以下数点建议。
三、我们可能的应变之道
1.观念与心态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重新创建起一个正确的心态，即是，神的大恩、大爱不变，但人对神之把握、追求却随历史客观环境而转移。真耶稣教会之创始、发展有其有利的历史条件，到了今天，在“多元文化”、“世俗化”笼罩下的“地球村”，她却需要面对另一事实，为自己开辟新的发展条件。
真神所设立的教会，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功能当是确实无误。举例来说，主耶稣在世时以宣传神爱世人之福音为首要，祂及门徒为神国大业奔走巴勒斯坦全地，筚路蓝缕，席不暇煖，所谓行政、组织难得一提。可是到了第三代、四代信徒如提多、提摩太诸人所代表者，教会的功能遂大为不同。因着主耶稣再临时刻的延长，教会必得面对处理广大会众之事实，监督、长老、执事之职遂告成立，教会行政愈繁，组织愈密。这些历史发展是经过数十年而成，也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不能预料的。
无可否认地，今天本会的自我认识与现实世界大环境对照之下，仍有一段相当距离。我们数十年来的圣经知识、组织体制、信仰心态等，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演变。我们有许多观念与措施与其说是“符合圣经”，不如说是较具“中国”或“台湾”的意味。笔者仅就世界传道为中心论题，提出以下数项，做为实例说明。
2.海外第二代问题
世界传道问题繁绪多端，其中症结所在之一，在于我们尚无法巩固和激发本会海外第二代的信仰。我们必须认识的是，海外──特别是欧美地区，─第二代教会子弟有迥异于以台湾、南洋为主体者之生活经验。我们可以、也应该传递本会的传统属灵经验给他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或应该将己身的观念强制在他们身上。神是活的神，不同时代、地区之信徒需要以其具体条件去感受祂。
笔者常见在欧美地区之本会崇拜、活动等，多举台湾事而少提所在地之现况，久而久之，第二代子弟们与其父母辈之信仰遂生隔离。年轻一代时常认为本会所言者为“中国事”、为“台湾模式”，与他们毫不相干。教会之体制在其眼中常带有中国传统的家长、权威色彩，这与欧美独立、自主的教育方式亦大相径庭。反之，海外教会大部分领导人亦不太了解如何对应、辅导他们自己的子弟，不是认为其轻浮、视浅、不堪教会重任，即是大叹人心不古。这种两代间之代沟在海外因文化、教育背景的差异而明白突显出来。
海外教会子弟是我们自己的骨肉，如因连其信仰都无法根植，何谈海外传道？笔者仍然必须强调：信仰可以分享、参照，却不能死硬地附和、跟进──假如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活的信仰，敬拜的是一个活的神。身为欧美教会领导者，应该认识自己信仰的局限性，并给予年轻一代大的自主空间，鼓励他们在圣经道理之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信仰体验。对于海外年轻的一代，我们需要有这种态度与信心方可。
3.海外扎根问题
我们谈世界传道，跟数十年来不少华人四散世界各地有密切关系。尤其七○年代后期以来的台湾海外移民方兴未艾，更为此一大事竖起新的里程碑。可是，世界传道必得认识各地之文化传统、风俗语言等为始。海外移民有助于世界传道之进行，但不一定保证此一大事之成功。
笔者观察欧美地区之台湾、香港移民（不一定皆为本会信徒），其自居“外国人”之做客心态根深蒂固。有不少移民已在新大陆久居数十载，仍惯用母语，沿用母国生活方式，而称呼所在地同国人为“外国人”！因是做客，对于当地事务自然不甚关心；一般较深刻的语言、文化也不见得了解多少。如是虽然身在海外，但与当地社会毫不相关，过的是“边缘人”式的生活（marginal existence）。
独善其身、弱势的“边缘人”的信仰想要让主流社会人士接受是绝对困难的。一般说来，整个中国人社团对欧美社会的参与关心还是不够；中国人保守、封闭、自卑或自傲的民族情结、很难化除自己与其他种族之藩篱。此点恐怕是我们世界传道的最大障碍了。
谈世界传道，并不是鼓励摒弃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习俗和价值体系。相反地，我们许许多多的优良习俗与珍贵的信仰传统应竭力维护、阐扬。笔者要强调的是：我们应该除去汉人沙文主义或者民族自卑心态，一改过去“同胞”与“外人”之分野，扬弃自私、漠不关心海外侨居地的态度。唯有积极参与，热心公益，视各种族为神所创造之同类手足才能赢得“外国人”的认同，进而考究我们的教会信仰。否则，本会长久以往，只能流于“中国人教会”之一而已！
4.宗教对话问题
既然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多元的复杂世界，了解各种种族及其文化、宗教自属绝对必要；更有进者，寻求与不同宗教信仰者，包括基督教教派对话，应是世界传道的途径之一。
我们传统的传道方式，以采取单向式的声明为主，鲜有把倾听、了解“外邦人”或不同基督教教派之信仰背景当做必要的传道过程。在同质的中国人社会里，我们或许容易假设已知对方的文化背景，但是在多元文化的“地球村”里，这种理所当然的心态是行不通的。
“对话”代替“对抗”应该是我们当今的共识。世界传道首先应以同情式的了解与对方交往，深入其生存处境，探索其所代表的宗教信仰形成之主因，再进一步与其分享上主在我们本会所彰显的救恩。传道不是埋首不顾周围反应式地冒进，更不是强迫他人毫无疑问式地接受；传道应该是见证与分享，在适当的时机，真神自然打开救恩大门，迎接凡属于祂的人。笔者认为此种“对话”方式应当更能深入打动人心，是世界传道应行之道。
5.传道者职责问题
今天本会已有一些传道者辛劳奔波世界各地，为主福音尽心努力；可是，我们却也感觉到工人缺乏，而主的庄稼横亘遍野。笔者认为这种“工人少，工作多”的失衡现象不是短期可解决，而解决之道，并非再增添两、三个国外传道者即可立时见效；我们需要检讨的反而是：“专业传道者的工作内容应该是什么？”
“传道者”固然是以对外传扬主的道为首要职志。今天本会大部分的传道者之工作内容，可说以牧养主内信徒、主持聚会崇拜等教会内部活动为主；这与我们所了解的目标不尽相符。诚然不错，教会内部牧养需要多人参与，但是由我们少数的传道人全部负担此工作是人力运用上的一大败笔。牧养工作应由长执、负责人以及热心的主内同灵共同负起，因为这些人定居于一市、一乡，对地方教会最熟悉，由地方信徒担负地方牧养最是自然不过了。再从信仰角度而言，唯循此一方式，信徒方可能由被动化为主动，由教会之被牧养者变为牧养他人者；过去教会历史经验显示：地方信徒的共同积极参与、关心圣工，常是教会最兴旺之时。
专业传道人应付予他们对外传道之责；而不论是在台湾或在海外，所有的传道工作皆是世界传道的一部分，我们同居地球村，只有文化种族不同之实，却无分内、外之别。至于如何有效地训练、组织、差遣这批神所重用的工人，则有待我们更进一步集思广益，统筹规划之。
6.神学理论问题
上文提及本会之创始，以神迹、体验等实践层次为主要特色。可是，在谈及世界传道与面临所处境的今天，不用心于神学理论之严肃探讨与整理，似乎难以应付一般人的需求。随着知识与科技之提升而产生之诸多问题，已非传统的简单圣经常识可解决。我们先不谈对外传道方面，就是对主内年轻一代，台湾如此，海外第二代更是如此，若不从较具水平的神学理论阐明信仰问题，我们难免要流失不少主内未来的精英栋梁。而对外传道方面，更是要求我们（特别是专业传道者）具备深厚的神学素养与现实意识，以因应当今的福音传布工作。
今天本会传布世界各地，大家似乎更关心行政、组织的统一，而忽略了教会神学的研究与统一。职是之故，我们各地教会与信徒对本会的信仰认识，难免产生分歧现象，更有不乏就此分裂他去之实例。笔者认为此一教会神学理论问题若不及时同心关注，进行整理研究，往后的纷争、分裂势必再起。
由此考虑，真教会今日成立了神学研究班，此一国际性的神学研究、训练机构。以研究教义、神学、宗教、文化、时事等为主要内容，并且同时训练本会世界各地之传道人与领导负责人。有了统一的神学理论，教会之对外传道与对内牧养方能步伐一致，也能使我们所传的福音更具说服力与影响力。
结论
笔者愿意再一次强调：“活的信仰”，唯有在变化不同的环境中，积极寻求人与神的对应关系上，方能彰显出来。我们可确信真理的不变，但是我们却需了解达到真理的途径，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同。本会的兴起与特色，是神在特定的时空中所赋予人类的恩惠。我们细察70多年来本会的发展，当可发现有其明显的历史阶段性。今天，我们已经迈入了另一新的历史时代，本会自然需要秉持过去的神恩传统，开辟新的发展路径，方不辜负神选立本会的意义。以上所枚举的数大项目，是笔者多年来的观察所得，或许也是我们在思索世界传道一事上，可资参考者。
编按：（本文原刊载于1993年联总第一届国际研讨会，第三号论文。经编辑作局部增删。）
（原[青年团契]2000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