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明晖｜圣灵月刊246期-1998.03｜主题／[青年团契]耶稣的天国消息
卫生署在日前宣布，酝酿期超过十年的“人工协助生殖法”可望在86年年底完成草拟作业，而“代理孕母”也将正式开放，以协助不孕夫妻解决生育问题。此一消息使得人工生殖、精卵捐赠等相关问题再度成为社会讨论话题。到底基督徒可否捐赠精卵？我们的信仰对这样的事又有何立场？
要谈捐赠精卵，先要从人工授精说起。人工授精可以分成两类，一是配偶人工授精（AIH），一是捐精者人工授精（AID，也就是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a donor），其原因通常是男子不育、有严重的遗传疾病、Rh因子不兼容、或精子缺乏等，会引起争议的主要是后者。
关于基督徒可否捐精卵，或许可以先思考下面几个问题：
1.如果AID是可行的，则做妻子的可不可以对她的先生说：“我喜欢你作我的丈夫，却不喜欢你作我孩子的爸爸？”
2.捐精者（遗传学上的父亲）对用AID所生的儿女有没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义务和权利？如果这对夫妻后来离婚，离婚后这个不育的父亲（养父），能不能拒绝抚养的义务？
3.在社会上对亲子关系生物性联系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下，AID所生的儿女会如何看待他的父亲（养父）？
4.未婚女性或女同性恋者是否也可透过捐精者的精子怀孕生子？
接着我们再从圣经来思考此一生殖技术的可行性，在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是：“生儿育女”这件事应该是在“婚姻关系”中进行。因此在这件事上似乎不该有第三者（捐精卵者）的介入。
配偶人工授精（AIH）所以能被接受，是因为这是在婚姻关系中进行的；而“领养”则不牵涉“生育”过程。
捐精者人工授精（AID）虽然不涉及和另一个男人的性关系（也就没有所谓“奸淫”、“不忠”问题），却在生育这件事上引入第三者，也因此可能与神对人生儿育女的原始心意不符。
有人可能会引“”“弟弟为亡兄立嗣”的记载为AID辩护。但是这里弟弟与嫂嫂同房为哥哥立嗣，乃是在哥哥死后才进行，而且是把嫂嫂正式娶为妻后才行，因此尽管所生的长子是归在亡兄名下，此一生育过程依然是在婚姻关系下进行。
捐精可能引发的问题，在前面的思考问题中其实已经点出来了，类似的问题在所谓的“代理孕母”（surrogate mother）上显得更加明显。代理孕母的产生通常是因为做妻子的患有遗传疾病、或不孕症，却又渴望拥有孩子，这时便透过代理孕母提供受精的卵，或让他人的受精卵植入代理孕母的子宫妊娠。
这种生殖技术表面上解决了某些人为求有后而纳妾的陋习，却引发更多的问题。对委托的夫妇而言，除了付出一笔可观的费用外，他们从开始就要烦恼以后对这孩子怎么说？对亲友怎么说？这孩子能不能跟代理孕母保持联系？在怀孕过程中，更要担心孕母会不会照顾自己？她会不会在妊娠期抽烟、喝酒？假如生出来的小孩健康那还好，万一生出来的小孩有缺陷，那责任该由谁负呢？其实不要说是重大缺陷，只要小孩子生出来不够漂亮，不是委托夫妻原本预期的完美宝宝，就有可能被拒领，这时候怎么办？
对孕母来说，她也不仅是作为“胎儿的宿主”，提供营养和保护那么单纯。怀一个孩子可能需要授精几次才能成功，妊娠和分娩也可能带来比她预期更多的痛苦和副作用。随着分娩的临近，孩子是“他们的”而不是“我的”的感觉可能使她感到沮丧，甚至让她对放弃孩子感到有罪或后悔。她更不能保证在将孩子交给委托夫妇后不再想起这孩子。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想，怀孕跟养育，真的可以那么清楚的一刀两断吗？
当然，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外人很难体会不孕夫妻的痛苦；而让一个小生命在自己怀中孕育，对许多女人来说更是非常珍贵的生命经历。许多夫妻在结合时，可能都不会去想到自己可能面临不孕的问题，所以当做妻子的发现自己一切正常，却只因为丈夫的不育而可能被剥夺作母亲的权利时，AID的问题就产生了（因为生育这“创造生命”的经验不是“领养”所能替代的）。
因此，AID如果能够被谅解，“女人做母亲的权利”是我唯一可以接受的理由。至于“血缘关系”则根本不该成为我们的考虑（基督徒还考虑什么“香火”呢？）。
不过我觉得，人生在世本来就有许多“缺憾”，这是人生的现实，是做人就应该要接受的。如果“强求”自己愿望的实现，而采用了可能违背神心意的“手段”，这样是否适当，就值得我们好好思想。
另一半既是我们自己所选择，或许我们就该接受他（她）的一切（包括他／她不孕 的事实）。至于我们的缺憾，我相信神会在其他的方面补偿。但即使没有补偿，我 们也该欣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