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因为两岸关系的微妙变动，加上选举间各政党的宣传造势，以及《一九九五闰八月》等类似书籍出版的震撼等等因素，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在宗教界尤其是少数基督教团体间更激发了“末日说”的传布，并导致了或“悔改”或“移民”等应变之道的鼓吹。
“末日观”在基督教传统中，常因历史情境的变迁而浮显出来。新约圣经特别是福音书中，耶稣对末日之前种种景象的预言，提供了历代基督教徒诠释世界末日的根据；简言之，凡是饥荒、地震、瘟疫等天灾频仍，或者是政乱、战争等人祸惨烈不止，都可视为末日前的征兆（）。其他如世纪末交替之际，因对数字神秘的联想与预测，也会产生末日的期盼，就是在升平之日，少数基督徒也会认为俗世间道德的沦落即是末日快要来临的前景。而以上这些构筑终末思想的条件如又同时合凑并存，“末日说”的激荡、强化自然是合理的结果。
传统的基督教团体常自视为入世而不属世，与俗世社会维持着若即若离的辨证关系。最近“末日说”的传布与提升，是某些基督徒借着其特殊的世界观对现时环境解读后之反应。反之，透过“末日说”现象，我们也可以以小窥大，得知今日社会的“脱序”程度。在此一意义上，这些教徒是整体社会的温度计。
虽然说“末日观”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内核，但是在解读现今社会为“末日”一事上却值得商榷。首先，所谓天灾、人祸古已有之，于今却不一定为烈；基督徒的“观兆说”有必要从一较持平的宏观态度，衡量比较各历代史实，如只是集中放大于一时、一地，则有偏狭之嫌。再则，预测“末日”将于何年何月发生，显然只是少数人为满足窥知未来的欲望而设，并非有教理根据；末世容或有征兆，而其最后的“变天”之日却只能是个永恒之谜（）。又则，依圣经所示，“末日”的来临应是基督徒得救赎之日，是值得欢喜迎接而非恐惧以待，如因害怕其降临而以移民为逃避的对策，恐怕难沦自我矛盾之讥。另一方面，所谓“末日”应是指全宇宙性的，选择性的认定只发生在台湾则纯为主观臆测，于理未合。
“末日说”的产生是客观的历史、社会背景条件下，加上教徒主观的诠释后配合而成；在民主社会里，每一个人有权利采取合法的行动，以保障自己权益，部分基督徒的移民出走当然应做如是观。不过，就宗教的感人力量而言，随俗的往赴“太平”、丰腴的世界，较之入世救拔苦难待赎的社会，两种做法所呈现的差别，自然是不言可喻；更进一步的说，与其受政治、社会变动的影响而惊慌地猜测“末日”之期，不如善用现有的资源以改变环境。真正的“末日”应是每一个人去世的那一天，这一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