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富
1. 基督教与中国道统
（1）基督教教义兴中国天道思想
（一）论真神的创造事功
楚辞，天问的作者，以寻道者的口吻问道：
“邃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阛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见功，孰初作之？”
在这一连串的询问当中，他想要知道这位宇宙的主宰，也就是创造万有，保治一切的真神是谁？他虽不知这位造物主的名字是甚么？却在不断的反问中，承认在冥冥中有这位真神的存在。虽然，它并没有像圣经那样地直陈明说。
另一位寻道者──老子，把宇宙的本体、与本因以一些特别的假定名词：“道”、“大”、“无名”等来称呼祂：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 ，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注一）
又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注二）
足见，老子以为“天地的开始”是“不可名状”的。既然把祂称为：“道”，又可认为祂就是“万物的母亲”了。所以，老子所说的：“道”、“大”、“无名”等，实在也是指着造物主而说的。“道德经”又有一段引述“黄帝书”，称造物主为：“谷神”、“天地根”。汉儒许慎着：“说文解字”，对“神”字的释义，复根据文字的构造、及古代的传承，解为：“天神引出万物者也”。
（二）论真神的神性：
圣经和中国古代典籍，均认定：“神是灵”，是肉眼看不见的（）。广韵释“神”云：“神，灵也。易系辞云：阴阳不测之谓神”。
新约圣经称：“神为万灵之父”（），旧约时代的先知摩西称祂为“万人之灵的神”（；廿七16）。老子引黄帝书，称祂为：“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注三）。方觉慧注云：“谷，虚也。神，灵也。虚灵者，气之所自出也；既为气之所自出，名曰：‘气母’。‘玄牝’犹‘气母’也。‘气母’，先天地而生，自本自根，常存而不死，故‘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注四）。按“气母”，亦即“灵魂的母亲”。
论到真神的永生，圣经也说：“祂是独一不死的”（）。
摩西说，神是至圣至荣（）。孟子也同样地说：“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三）论救主的代赎
中国古代祭典，今多不可考，但相传古代告祭天神，每以牛、羊为牺牲献祭，犹古代以色列民之向耶和华献平安祭、或赎罪祭然（参阅利未记三、四章）。许慎的“说文解字”，“祭”字释云：“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而“祀”字复释云：“祭无巳也”；亦足见这种杀牲献祭的礼典，是经常不断地在举行着。
牛羊的献祭，实际为基督十字架救恩的预表。因祂是真神所立的羔羊（约一36）。就如圣经所记：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祂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圣经又记载：耶稣为了拯救万人，献上了自己，成了永远赎罪的祭。该段经文云：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祂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神么? 为此祂作了新约的中保，……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按指天国福业）”（）
另外，老子的“道说”，论到“道”之先在，云：“道，……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句，虽系属于普遍启示来源，却与犹太教旧约经典之预表基督之救恩，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在“老子道说与基督教思想”壹文里（注五），曾把它与圣经预言、及基督教思想相衔接。老子“道说”之可预表基督，其论述要点如下：（老子的非肯定言论，与圣经之肯定证词，正好成为一显明之对照）。
△老子以寻道者的精神，认“道”似为万物之宗。尝云：“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注六）（意思是说：道是不可见的，而作用却无穷无尽。祂是那样地渊深难测，好像是万物的宗主。）圣经则以肯定的论调指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借着祂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祂造的。”（）（注七）
△老子以为：“道”似存于万物之先，云：“道，……湛兮似或存”（注八）（意思是说：“道”虽隐没不见形体，却似亡而实存），复云：“象帝之先”（意思是说：好像在天的被造之先，“道”就已经存在了）。圣经则以肯定的语气证明：“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土质，我已生出。祂立高天，我在那里。祂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祂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我在祂那里为工师，日日为祂所喜爱,常常在祂面前踊跃，踊跃在祂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老子又以寻道者的口吻问道：“道，……吾不知谁之子？”（注九）
但圣经则以肯定的语气论述道：“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祂的儿子（耶稣）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约三16～17）。老子“道说”之具有预言性如此。
（四）论变化升天
许慎：“说文解字”，对“真”字之释义云：“僊人变形而登天也”。清儒段玉裁为之笺注，称：“此真之本义也。经典但言诚实，无言真实者，诸子百家乃有真字耳。然其字古矣。……非仓颉以前已有真人乎!……变形，故从匕目，独言目者，道书云：养生之道，耳目为先，耳目为寻真之梯级”。许、段二氏，对“真”字之古训，当为来自上古的传说。又道书：“养生之道，耳目为先，耳目为寻真之梯级”句，亦颇与圣经教训相暗合。因为经上如此记者：“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又说，当“侧耳听智能，专心求聪明”（）。
基督徒之终极盼望为：基督之从天再临，及信徒之复活，被提变化升天。就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祂耍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祂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三20～22）。又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调用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前（四16～17）
按我国先贤原有：“去而上僊，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天乡 ）”（语出：“庄子” ）、以及“死而不亡者寿”（语出：“老子道德经” ）的永生理想。他们所追求而未能达到的，基督徒却要靠着基督的从天降临，而得到它。所以，我们未尝不可说：基督教的复活升天教义，亦即为中国古来永生盼望之延伸，不死构想之极致！
（五）论世人之尊贵
圣经明说：神并不救拔犯罪的天使（；）,却要救赎悔罪受洗归入基督的世人（）。又说，人类本为荣耀真神而被造的（；）；又要使遵行祂圣旨意的的人得荣耀（）。初人亚当被造时，被安置在有天上乐园预表之称的“伊甸园”里，并被赋予治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昆虫走兽，并这全地的权利和责任（）。
汉朝时有二位名儒──许慎和王符，继承孔予“人贵思想”的余绪，论述世人之尊贵云：
“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许慎语）（注十）。
“天地之所贵者人也。”（王符语）（注十一）。
到了清季，段玉裁为“说文”做注解时，更把许氏的原训加以引申，说明人类之可贵。他说：
“按禽兽、草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为天地之心，惟人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为最贵。天地之心，谓之人能与天地合德”。（注十二）。
另一位清儒王继培笺注：“潜夫论”，更远溯此种思想之渊始，云：
“孝经，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春秋繁露、人副天数篇云：‘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荀子王制篇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原来，中国自古以来，就和基督教一样地高倡世人之尊贵，并唤醒世人必须自尊、和互尊的。我们在这里，又再一次地体认这世界二大文化（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具有其高度的共同性、和可融性。
虽然，荀子以为：“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为知义”，可与圣经：“行义的人才是义人”之训相吻合，而具有其真理性，但毕竟人类无法靠行义以自救。中国圣贤教训、和犹太旧约经典，都甚重视“行义”。但自基督的救恩显明之后，新约经典乃一方面宣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的“因信称义”教理；一方面又再度重申世人可进入“荣耀里的尊贵”，云：“耶稣因为受死的苦（指十字架的苦刑），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祂因为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知义、行义，固为人类之所以为尊贵，但被神“白白称义”，“进入祂的荣耀”，更是“人贵思想”的最高境界。
（六）论善恶报应
当佛教的“因果律”和“报应说”未传入中国之前，儒家的“书经”中，亦早已提及上天的行赏施罚了！像“商书”汤诰篇中，就有：“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之语。圣经亦屡言：“善恶报应”（），诸如：“恒心行善，……寻求不朽之福的，以永生报应他们”（）、“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 ）、“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等。
论到人之干犯神明，将无法以祈祷邀福，孔子云：“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耶稣也同样地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惟有敬奉神，遵行祂旨意的，神才听他！”（）。
（2）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伦理思想
中国伦理道德，与圣经伦理，具有可惊异之绝对共通性，为西欧任何国家所罕见。至晚近国人之反对基督教者，辄以“无父、无君”相见责（注十三)，宛若基督教之与中国伦理相背驰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不幸的误会。
按我国道统，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称为五伦之教。前三者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称为三纲：──亦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纲立纪张，敬爱相亲，如经纬交织，蔚成以伦理为中心之灿烂文化；发而为仁、义、礼、智、信，作道德标则，是为五常之道。但圣经伦理与我国传统之伦理道德，却具有其不可忽视之绝对共通性，可互相引证发明者，正比比皆是。
兹举中国伦理纲要，与圣经伦理较列如下：
（一）论父子有亲
圣经对父母教养儿女之教训，约言之，可分成以下四端，亦即：一、教导儿女敬畏真神（；、七一18。）二、视儿女为神之所赐（），所以要尊重他，不可随意惹他的气（）。三、对儿女当尽养育之责（）。四、对儿女的错误要随时纠正（；十九18）。总之，栽培子女的至终目的，乃要使他们成为圣洁，造益人群，荣耀真神（参看：；）。
圣经并以孝敬父母（出廿12）视为儿女当尽之道，列入十诫之中。对孝敬之道，大致可分成以下五端，即：一、要奉养父母（；）；二、要接受父母的管教（）；三、不可虐待父母（）；四、不可藐视父母(箴廿三22)；五、不可咒骂父母（；利廿9）。
（二）论君臣有义
在民主国家里，君臣之义，可把它视为：国家应对人民施予仁政、及人也对国家应尽之义务；或长官对部属之爱护、及部属对长官之敬畏服从。
圣经以为：国家系为谋人民的安全和利益而组织的。其立法原则，应基于公义、正直、和仁爱。所以，圣经说：“公义使邦国高举”( )、“国位是靠公义坚立”（、廿五5）。古代犹大王约坦，曾秉公治理国家，而大蒙神的祝福。故圣经特别提到他说：“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以致日渐强盛！”（代下廿七6）。圣经论到人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及对长官的顺服则云：“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国家政体），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并云：人民有向政府缴纳税捐的义务（；太廿二20～26）。而且，更进一步要求信徒，要尊敬国家的元首、及掌权的，并为他们代祷（；）。
（三）论夫妇有别
所谓：“夫妇有别”，乃指夫妇当相敬如宾，恩爱相处，挚而有别。圣经对“夫妇之道”，辄以基督爱教会，教会之顺服基督为喻（）。论到丈夫之对待妻子，约言之，可分为下列四端，即：一、“要与她快活度日（）；二、不可忽视妻子的意见（）；三、不可苦待她（）；四、要体恤她的软弱并敬重她（）。论到妻子对待丈夫，则云：一、要敬重丈夫（）；二、要与丈夫恩爱相处（）；三、须帮助丈夫（；箴卅一10～31）。
（四）论长幼有序、及朋友有信
圣经每把朋友称为弟兄，我国对“兄弟姊妹”之道，亦有：“兄（姊）友、弟（妹）恭”之语。
圣经称：弟兄姊妹的和睦相处，为父母的始有快乐（；参看：创廿七41～42）。论到朋友相处之道，则云：要患难相顾（），诸如：缺乏的耍帮补（），病苦时要照顾他（），借钱给他不可取利（利廿五35～37），并称：不看顾弟兄就是违背真道。
我国圣贤，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语，圣经亦云：“听了神的道而遵守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要劝老年人如同父母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姊妹”（）、“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陈立夫在“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性质与中华文化的特质”壹文里，把我国传统道德的：“五伦”（五达道）及“智─相知；仁─相爱；勇─互助”等三达德，称为我国文化的特质之一；又称：“合五达道、三达德二者而言，乃知‘道德’二字之真义。其定义应为：‘道德者，人类共生、共存之原理(或大路)与应用也’。……”(注十三)。陈氏又指出：“仁”为“智、仁、勇”三者的中心。其实，儒家所谓：“仁”、墨家所谓：“兼爱”，与基督教所揭举的“博爱”，在本质上并无二致；所差异者不过系名词之不同而已。基督教与中国伦理之高度共通性，于上文亦可略窥其一斑。
（3）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可谓系集中国古代诸家思想之大成。它有天道在焉，亦有人道在焉；它有宗教思想在焉，亦有人文思想在焉。
吴康在“周易大纲”的附录二；“读易杂论”云：
“中国传统哲学之特性，与欧土希腊以还之哲学思想不同者，凡有二事：一曰天道与人事相应，是曰天人合一；二曰理论与实践相盈，是曰理实同体。天人合一则道德玄同；理实同体，则知行并进，前者极于穷神知化；后者极于内圣外王，……。”(注十四)
其实，吴氏所谓：“道、德玄同”(按老子“道德经”，把万物之所由来称为“道”；又把万物之养成称为“德”，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是也。王弼注云：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理、实同体”、“知、行并进”、“内圣、外王”，均为“天、人合一”思想发展的不同型态而已。
基于“天人合一”思想，古人以祖配天，即既拜天、又拜祖。如“礼记”卷八“郊特牲”章云：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天)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但基督教以为：天地万物都是真神所创造的，并称这位人类的共同祖先──宇宙主宰为“天父”（、32）。初人亚当被称为：“神的儿子”（）。如今，凡信靠耶稣的，也有“权柄作神的儿女”（约一12）。所以，天父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祖。敬拜事奉祂，事实上，亦即为“拜祖”。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基督之“道成肉身”亦为：“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基督复活升天后，复降圣灵(神的灵)下来，并且要与信徒同住：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译：训慰师），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是真理的圣灵。……因祂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所以，基督徒如把圣灵迎住在心里，亦即可达“天人合一”之境。
基于“天人合一”思想，“易经”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语，勉有志于道者当效法“天道”的运行，不断地、勇敢地向前迈进。
又基于“天人合一”思想，老子亦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学说。
据儒家方面的看法，以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文王与武王）；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注十五）又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注十六）复云：“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按指：天地)，悠久所以成物也。……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注十七）其所以以天地之覆载为设喻者，盖欲说明：“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要我们加以效法。最后，他们又把生命、及宇宙的原动力称之为：“诚”（如中庸云：诚者，物之终始），故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又教训我们，要以“诚”字做为人生的行为总则。
但据道家方面的看法，以为：“（地）养之，（天）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注十八），天之覆盖、地之养育，既属“无私”，人类之法天、法地者，乃要效法其无私也。
从基督教方面来说，认为：儒家既以“诚为物之终始”，乃视“诚”为造物主。启示录称基督为：“首先的、末后的”（），又称：“圣洁、真实（或译：诚）”()，“那为阿们的(或译：真实、诚者)”（）。复认为：道家以“天法道，道法自然”，从基督教方面知基督之降生，为“道成肉体”，故所谓：“法道”，实即：“效法基督”(；十五5；)。“道，自本自根，生天生地”（注十九），“道法自然”，亦即效法其自体。因为：“真神”被称为：“自有永有的”（）。基督与天父原为一()，故效法基督，亦即为效法天父。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注二十），实即告诉我们，要完全如基督。“与天父一样地完全”──乃“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我们十分惊叹：儒、道经典中所隐藏的对造物主之认识和真理。这些真理，若非得自圣灵之启示，何能如此清楚而无误?“道德经”所隐藏的“天道”尤较“四书”、“五经”为多。列子称：“道德经”中“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句，系引自：古老的、已失传的“黄帝书”。基于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黄帝、老子、孔子、子思，……等人，乃是一群虔诚的寻道者。有些真理，他们当时未曾十分明白的，现在，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十分地明白了！所以，我们愿意称：“基督教所事奉、敬拜的神，乃是黄帝、老子、孔子、子思等诸先贤所要寻找的神！”
2.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
基督教之传布，原发源于中东。但基督教本身，自传入希腊文化所及的北欧地区时，则与希腊文化融合，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唐朝传入华土的聂士多略一派基督教(景教)，由于传自波斯，“路经中亚细亚传入中国，其自身在传布的途中，亦必多少受伊朗文化之影响，自不难想像得知。事实上，亦留有种种确据以证其说；要之，亦可视之为一种伊朗文化。”（注廿一）。在唐朝时，我国文化，远较波斯、伊朗文化为高，故聂士多略一派的基督教(景教)所介绍而进的伊朗文化，对中国文化之影响，可谓微乎其微。
元朝时，天主教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等人所带来的拉丁文化,亦同样地对中国文化未产生任何影响力。直到明、清间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之再度东来，其所带来的西欧基督教文化，才对中国文化，有了一番革命性的影响。正如史学家郭廷以所说的：
“哥伦布、哥白尼（Copern Cus）发现新世界（即：新大陆）、新宇宙以来的新知识，文艺复兴以后的新艺术，均经此辈耶稣会士（Jesuits）先后输入中土，包括天文、历法、算学、物理、舆地、美术、以及火器制造等实用科学。凡此均为明、清之际，亦即自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至康熙末年二百四十年间(一五八二～一八二一年间) 的成就。”（注廿二）
此外，借着西教士所输入者，又有音乐、建筑、机械、工程学、生物学、医学、语文学、及哲学等。按明季我国学者，多“空谈性命，不务实学”（阮元语）（注廿三），自这些实用科学输入后，乃转而：“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梁启超语）（注廿四）。这些事实，可“证明中国的文化，自中外开始交通以来，即早受西洋学术的影响，以示今日中国文化的渊源。”（卢绍稷语）（注廿五）。
耶稣会士对中国之另一贡献，为将中国古代经籍译介于西方。自利玛窦之译四书为拉丁文寄回本国后，各教士起而从事译著者不少。方豪在其所着：“十七、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一书里，曾枚举诸教士的重要译着，并称：“西人之研究我国经籍，虽始于十六世纪，但研究而稍有眉目，当在十七世纪初；翻译粗具规模，乃更迟至十七世纪末；在欧洲发生影响，则尤为十八世纪之盛事。故我国文化之西传，要以十七、十八两世纪为重要关键。谈近代中国文化交流者，决不能忽略此一时期。”（注廿六）。日人后籐末雄更特别指出：杜赫德（Le P．du Halde）所编纂之一部：“中华帝国全志”，堪称之为有关中国知识的“百科全书”。是书在法国发行后翌年，非但即行再版，且被迻译成：英、德、俄等三种语言，（注廿七）亦可略窥当时欧洲学界，对中国文化爱好之一斑。
康熙皇帝本极爱好西学，并善待西士，“使他们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康熙语）（注廿八），且鼓励学者从西士游，“一时承学之士，蒸蒸向化，肩背相望”（注廿九），风气所及，颇有使中国进入现代化之势。
由于在华天主教各会派，因“礼仪之争”发生内讧，竟演变至罗马教皇之派使来华干涉中国传道事务，遂引起康熙皇帝对会士的轻视。教皇特使嘉乐所携来之中国礼仪禁谕，更激怒圣祖，以“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注三十）、及“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注卅一）传旨禁教。康熙晚年，诸皇子曾为皇位的继承权而发生明争暗斗。“其中，对基督教最表示欢迎的，为第九皇子允禟(塞思黑)。葡萄牙籍的耶稣会士穆敬远为期发展传道事业，曾奏请册立允禟为皇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圣祖驾崩于畅春园，由第四皇子的和硕雍亲王践祚，是为历史上的雍正帝(世宗)。……因穆敬远的卷入此次政治旋涡，世宗对耶稣会士遂生厌恶，对其所传入的西教自亦不表示欢迎。……以为不如加以禁绝，免生后患。”（注卅二）遂严禁西教士在华之传教。“传教事业的没落，其带给中国之损失为西洋学术的中断。”（注卅三）
雍正朝至道光前期，西欧国家在精神文化（人文科学）及物质文化（物质科学）二方面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十八世纪，再加十九世纪前期，也就是雍正、乾隆两朝加上嘉庆朝、和道光前期，是欧洲历史进步最速、变化最大的时期。产业革命、交通革命、美国、法国的（民主）革命；哲学、政治、经济、科学上的新理论、新思想、新发明，蜂涌而起，日新月异，西方世界的面目本质均与过去大大的不同”。“知识的高低判断民族的命运，特别是科学知识。中国科学原本贫乏，明、清之际的研究生机，几被雍正、乾隆所根绝。禁教令虽然是对天主教而发，实际上等于对西方文化绝交。”（注卅四）。由于清廷“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对西欧新兴科学未能及时吸收，参予研究发展，乃有清末国势不振，列强觊觎瓜分中国之局。鸦片战争及拳匪之乱，使中国之国际声誉，一落千丈；辱国丧权之对外条约，于焉产生。中华帝国之国威，竟被一群颟顸无能的清帝、及官吏断送殆尽！
基督教新教之来华，其对中国之最大贡献，为加速中国之现代化。第一位来华的英国新教宣教士马礼逊于一八○七年九月七日抵达澳门。当时，由于未有传教条约之缔立，在国内无法从事传教活动，乃将其传教根据地移至南洋的马六甲（Malacca），设立“英华书院”，向当地的华侨灌输新知识；并发行旨在介绍新知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及鼓吹国家现代化的刊物：“察世俗每月统纪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上述两种事工，马氏得力于其助手米怜（William Milne）的帮助最多。米怜不幸于一八二二年去世，马礼逊亦于一八三四年病卒于澳门。“他是一位有见解、有学问、态度公正诚恳的笃实之士，他之早死，可能是西学东被的一大损失。”（郭廷以语）（注卅五）。马、米二氏呈献给中国的另二件礼物，乃是一本完整的“圣经”译本，和他们所编译的一本中国最早的：“华英字典”。
继马氏入华的各国新教士，也大都饱学经世之才，对促成中国之近代化，颇多建树。在发行刊物，介绍新知识方面，有英人麦都思（W．H．Medhurst）的“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1822～1829），普人郭实猎（Gutzlaff ，或译：郭士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1833～1837）等。郭氏曾于一八三一至一八二三三年间，三度偷航华北沿海各省，散布引起国人注意的：“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其所译：新约圣经，称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于一八四○年出版；并于翌年组织：“兴汉会”，鼓吹中国之现代化。美国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等人所设立之“益智会”（Society for the Di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则为供应价廉、易读、实用的文库为其目的。又美国宣教医师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开设之眼科医院，是为我国有西医之始。其后来所设立之“博医会”（按该会系由最初的：“广东医疗传道会”改组而成) ，除在各地续行成立医院、及出版中文医学书籍外，并曾主办西医人员之讲习，创建了中国近代医学的基础。另一个规模较大的：“中国医疗传道协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亦于一八九○年（光绪十六年）成立。该会系由一群基督徒医师所组成，其主旨为：“协助政府创建医学教育，供给有十分素养的医资，以参加这大国的建设。”（注卅六）。该会曾发行医学定期刊物、出版医学丛书 (诸如：中英对照之医学辞典)、创办医学院（如奉天的：“奉天医科大学”）等。至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该会自动要求并合于欧、美中国医学生回国所成立之中国医学会。这亦为基督教文化之影响中国文化，并与之合流的另一例证。
基督教新教之另一事工，为“广学会”之大量译印西欧新知识丛书。如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耍”、“列国变通兴盛记”、“日本明治维新事迹”、“速兴新学条例”又名：“七国新学备要”)，当时曾风行全国，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运动，影响甚大。李氏在华工作先后达五十年之久，在广学会任职二十五年，“竭力劈划为求中国之福利，成为中国士人无人不晓的‘中国人’和‘中国挚友’。”（龚书森语）（注卅七）。他如林乐知（Y．J．Allen）的“万国公报”，热烈鼓吹新学；杨格非 (G．John) 的到处演讲，“说是西洋文化，如政制、哲学、文学、科学均为基督教的产物，同样为华人所需要。”（注卅八）。广学会的译书、及社会事业，竟随国人之需要，而广事开展。以译书言，除李提摩太的作品外，较重要的尚有：林乐知的：“文学与国策”、化之安的：“自西徂东”、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格致入门”、“富国策”等，……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当时的官人、士子。就社会改革方面来说，该会又组织天足会提倡天足运动；创立济良所以收容妓女，教授她们学习谋生的技能，使她们归正从良；该会复设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开民智；创设新式医院、孤儿院、养老院、盲哑学校、及办理赈灾事务等。
胡耐安云：
“基督教在中国，最后所遭受的一件事变，即所谓：‘义和团事件’的事变，反映着其时(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人，对这‘外来’的基督教，实在是不甚了解，甚而可说是完全误解；由于‘仇洋’、‘排外’的社会激荡，终于激成那一次的事变。经过这一仇洋和排外，也就是仇教的运动后，毋宁说：‘新中国’时代──基督教时代，便从此开始；自此，基督教，不拘其为旧教或新教，在中国的传教，便畅行无阻的日见其昌大了！”（注卅九）
自从庚子乱后，基督教新、旧二教各会派，鉴于过去会派的分争所带来的损失，乃积极合力推行传教事业、及各项社会事业 ──如建设学校、医院、救济院等等；以参加“新中国”的实际建设工作。单以教育方面来说，新教及旧教先后在中国所建设的学校，就有如下的规模：
一、耶稣教（新教）的教育事业：
据民国二十六年的统计，计有：
男子中学―一百间、女子中学―九十四间、男女合校中学―五十四间，中等学校计二百五十九间，学生数亦约有五万。
大学计有十三间，即：济南之齐鲁大学、福州之福建协和大学、南京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之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之东吴大学、成都之华西协和大学、杭州之之江文理学院、武昌之华中大学、福州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广东之岭南大学、南京之金陵大学、北京之燕京大学等是。上述各大学，在该年之学生总数亦有六千四百余名。
至于教会所兴办的小学，据民国十一年的统计，亦有：高小九百五十六所―学生约三万三千名；初小五千六百三十七所―学生约十五万一千余名。
晚近，新教在台湾所设立的大专中小学校，亦有：东海大学、东吴大学、中原理工学院等大学；荣恩中学，卫理女子中学、金陵女子中学、长荣中学、长荣女子中学、培元中学、沪江中学、淡江中学等八间中学；有伯大尼基督教小学、马礼逊美国学校等小学。
二、天主教（旧教）的教育事业:：
中国天主教在华所设立的各级学校，据民国二十七年的统计，有大专及专科学校一百零二间(其中以北平的“辅仁大学”、上海的“震旦大学”、及天津的“津沽大学”最为著名)；有男子中学五十八间、女子中学四十间；有高级小学三百六十二间、初级小学三千一百三十五间。
晚近，旧教在台湾所设立的各级学校，计有：大专院校三间（即：辅仁大学、耕莘文教院、静宜女子文理学院等）；中学十九间（即：卫道中学、晓明女中、正心中学、正心女中、永年中学、辅仁中学、恒毅中学、徐汇中学、静修女中、圣心女中、曙光女中、内恩中级工业补校、德光女中、黎明中学、道明中学、圣家高级家政、海星女中、台东高职 、汤若望书院等)；小学亦有七间（即：光仁小学、道明小学、培德小学、曙光小学、上智小学、圣若瑟小学、升天小学等)。（注四十）。
综上所述，知基督教系一入世的宗教，对我国之伦理、民主、科学建设，均参予实际的工作，而着有卓效，研究中国近代史之学者，每乐道之。尤以基督教的教义，与中国典籍可互相引证发明者，竟十占其八九，俯拾皆是。中国学界、及基督教学人，亦有建设中国本色化(本地化) 的基督教神学之拟议。如披沙淘金般，摘其精粹，弃其渣滓，则中国典籍中所隐藏的神学思潮，亦不难与基督教神学思想相汇合，而成为中国基督教的神学基础。基督教文化虽已成为中国文化之一部份，使国人均能分享这丰富的文化恩泽，但如果要使“基督教中国化”，乃至：“中国基督教化”，则我中国基督徒尤应效法教界诸先进的献身精神，继续努力焉！基督教之可吸收中国文化，正犹中国之可吸收基督教文化。这二种优秀的文化力之结合，无疑地，将使中国更加现代化，──亦即可达高度的伦理化、民主化、和科学化。
欧美民主国家，由于迷信科学万能，新道德、新神学之风，正嚣张日甚，颇有迫使维系道德力量的宗教信仰全面崩溃之势。正如陈立夫所说的：“以财或力为重心之文化，如建屋在沙滩之上，随时有倾倒之虞；一旦宗教信仰一失，道德失其凭借，则崩溃尤速！”（注四十一）。但这种颓风，无法在重视伦常的中国、以及与中国有血缘关系之“中国基督教”间弥漫、散布。故具有世界性和永恒性的中国文化，既与优秀的基督教文化相系合，无疑地将造福中国，亦必将造福世界。是以，具有中国圣贤道统、及集西方精神、物质文化精粹的中国基督教之反传欧美，无疑地亦将收“振靡起颓”之效。吾人愿乐观其成，诚祷祝以求之！
（附注）
(注一)：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本象元章第二十五、王弼本第二十五章。
(注二)： “道德经”河上公本、体道章第一、王弼本第一章。
(注三)： “道德经”河上公本、成象章第六、王弼本第六章，并参阅：“列子”天瑞篇。
(注四)： 见方觉慧撰：“老子道德经解”，页十五。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出版。
(注五)： 见杨森富撰：“老子道说与基督教思想”壹文，原载：香港、“道风”杂志第二十二期，页九至十三；一九六九年九月卅日出版。
(注六)： “道德经”河上公本无源章第四、王粥本第四章。
(注七)： “万有”壹句，国语和合圣经译本作：“万物”，今据希腊圣经原文改为：“万有”。又按：文理和合译本、及目前几本新出版之译本，如骆维仁、许牧世合译、联合圣经公会出版之“新约全书─现代中文译本”、以及中国圣经出版社译印之“当代喜讯”(新约译本)、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编印之“约翰福音新译本”，亦均译为：“万有”。
(注八)： 其原文出处，同注六。
(注九)： 其原文出处，同注六。
(注十)： 见许慎着：“说文解字”人字训。
(注十一)： 见王符着：“潜夫论”、赞学篇。
(注十二)：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人字训笺注。
(注十三)： 陈着，前引书，页十五，教育部文化局印行。
(注十四)： 吴着, 前引书，页九十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十六年五月订正二版。
(注十五)： “中庸”第三十章。
(注十六)： “中庸”第一章。
(注十七)： “中庸”第廿六章。
(注十八)： “道德经”河上公本养德章第五十一、王弼本第五十一章。
(注十九)： “庄子”大宗师。
(注二十)： 按，骆维仁、许牧世合译，联合圣经公会出版之“现代中文译本”作：“你们要完全，正像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又，吕振中圣经译本作：“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那么完全。”吕译似较为妥切。
(注廿一)： 见石田干之助着、杨森富译：在“中国的基督教”(原书名作：在中国之耶稣教)，载香港、“景风”杂志第二十期、页六十二。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一九六九年三月出版。
(注廿二)： 郭着：“中国近代史概要”页三，民国四十三年三月，台北，青年出版社初版。
(注廿三)： 阮元着：“畴人传”卷四十四，利玛窦传。
(注廿四)： 梁启超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注廿五)： 卢绍稷着：“中国近百年史”，页十四。
(注廿六)： 方着，前引书，页二。
(注廿七)： 详杨森富译：“早期法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壹文，载台北，“文艺复兴月刊”第九期，页五十五至五十六。
(注廿八)：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谕西洋人”。
(注廿九)： 清史稿，畴人传序。
(注三十)： 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谕西洋人”。
(注卅一)： 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谕西洋人”。
(注卅二)： 杨森富着：“中国基督教史”，页一五五至一五六，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五十七年六月初版。
(注卅三)： 王健民着：“中国近代史”，页三十。
(注卅四)： 郭廷以着：“中国近代史概要”，页五至页八。
(注卅五)： 同上，页十一至十二。
(注卅六)： 见司大夫(Dr．Dugald Christie)撰：“奉天三十年”。
(注卅七)： 龚书森着：“宣教事业与清末政治”，页二十四。
(注卅八)： 郭廷以着：“中国近代史概要”，页四十二。
(注卅九)： 胡耐安着：“边疆宗教”，页七十四。台北，蒙藏委员会，民国五十年六月出版。
(注四十)： 根据：“一九六五年基督年鉴”。台湾真道出版社出版。
(注四十一)：见陈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性质与中华文化的特质”，页十八。
──本文于一九七○年九月完成初稿，至一九七六年二月第二次重加修订，已三易其稿。──